開元十年二月的政事堂，春寒料峭。庭院中的梅花已殘，新柳卻尚未抽芽，唯有幾叢耐寒的竹子依然青翠。堂內今日的廷議氣氛略顯凝重，議題敏感——調整鹽鐵專賣政策。
司馬柬端坐北首，面前攤開著三份厚厚的冊子：戶部鹽鐵司上報的開元九年鹽鐵產銷總賬、御史臺收集的各地鹽鐵經營問題奏報、以及市舶司關於海鹽進口的記錄。對面坐著戶部尚書杜預、鹽鐵司郎中王弼、工部礦冶司主事陳邈，還有特召入議的揚州鹽商代表沈萬三。
“開始吧。”司馬柬翻開賬冊，“去年鹽稅收入多少？”
杜預顯然早有準備：“稟陛下，開元九年，鹽稅收入二百八十萬貫，佔全國賦稅一成有餘；鐵稅收入九十萬貫。鹽鐵專賣總收入三百七十萬貫，較開元八年增長一成半。”
“增長從何而來？”司馬柬問。
“一是產量增，鹽增一成，鐵增半成；二是價格穩中有升，鹽價鬥漲兩文，鐵價斤漲一文；三是私鹽私鐵打擊得力，官鹽官鐵市佔提高。”
鹽鐵司郎中王弼補充道：“尤其是江淮鹽場，去歲採用新式曬鹽法，產量增兩成，成本降一成，故利潤增三成。河東鹽池、巴蜀井鹽也有小幅增長。”
聽起來都是好訊息。但司馬柬轉向御史臺的奏報：“那這些投訴又是怎麼回事？”
他抽出其中幾份：“這份是山南道百姓聯名上書，言官鹽質次價高，常有沙石；這份是隴右道商賈訴苦，言鐵器運輸損耗過大，價格遠超產地；這份是淮南鹽工陳情，言工錢拖欠三月……”
王弼額頭見汗：“這……其中或有誇大。官鹽質量皆有定規，或有少數批次疏忽；鐵器運輸損耗確為難題，然已盡力改善；鹽工工錢……臣立刻核查。”
“不是要追究誰的責任。”司馬柬擺擺手，“是要解決問題。”他看向工部礦冶司主事陳邈：“鐵器運輸損耗，工部可有良策？”
陳邈起身：“回陛下，鐵器沉重，陸路運輸確實損耗大。臣有兩策：一是在主要鐵礦附近增設鑄造坊，將生鐵就地鑄成農具、工具，再運輸成品，雖增了鑄造成本，但減了運輸損耗；二是改進包裝，用稻草、木架固定，可減顛簸破損。”
“成本增加多少？”
“就地鑄造，成本增半成；改進包裝，成本增一成。但總體損耗可降三成。”
司馬柬心算片刻：“那就做。先從太原鐵礦試點，若成效好，推廣全國。”
他又看向那位一直靜坐的鹽商沈萬三。此人身著錦袍，年約五十，是揚州鹽商會的會首，家資鉅萬，但此刻在政事堂內，姿態恭謹至極。
“沈先生，”司馬柬語氣平和，“你是行內人，說說鹽務實情。”
沈萬三起身深躬：“草民不敢。然陛下垂詢，草民斗膽直言。”他清了清嗓子，“官鹽確有些問題：一是統購統銷，鹽場只求產量，不重質量；二是運輸環節多，每過一關便加一次價，到偏遠州縣，鹽價已是產地三倍；三是‘鹽引’流轉雖便，然手續仍繁，錢莊貼現利息過高。”
句句切中要害。王弼臉色微變，欲言又止。
司馬柬點頭：“那依你之見，該如何改進？”
沈萬三謹慎道：“草民愚見，或可試行‘部分放營’。譬如小鹽井、小鐵礦，朝廷管理成本高，不如放與民營，朝廷只管收稅、定質、限價。再如鹽引流轉，可否簡化手續，由鹽商會館作保，錢莊見保即貼，利息設上限？”
這是大膽的建議——部分放棄專賣，引入民營。杜預立即道：“陛下，鹽鐵乃國家命脈，若放與民營，恐失控制，利歸豪商。”
沈萬三忙道：“草民非此意。只是說那些產量小、分佈散的礦點，朝廷管起來費力不討好，不如讓地方百姓經營，朝廷坐收稅利。大鹽場、大鐵礦，自當牢牢掌握。”
司馬柬沉吟不語，翻看市舶司的記錄。去年從林邑、扶南進口的海鹽達五萬石，雖只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一，但質量上乘，價格反比某些官鹽還低。
“進口鹽價幾何？”他問。
杜預答：“到港價每鬥三十文，加稅後四十五文。而同品質官鹽，江淮出廠價二十五文，運到洛陽已五十文，到邊鎮更達七十文。”
問題顯而易見——運輸成本吞噬了利潤，也推高了售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