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十一年五月的洛陽，吏部衙署裡的氣氛比天氣更燥熱。正堂內，吏部尚書盧諶與兩位侍郎、四位郎中對坐，案上攤著厚厚一疊文書——《諸州官吏考績新則草案》。
這是三個月前皇帝親口交代的差事。起因是去年年底的考課，劍南道三個下州的刺史考評皆在中下，其中一位甚至面臨降職調任。而御史臺巡按帶回的訊息卻是：那幾位刺史在任上“勤勉愛民，訟簡刑清”，只是地方貧瘠，田畝、戶口增長緩慢。
盧諶還記得皇帝當時的話：“天下州郡，有膏腴之地，亦有貧瘠之鄉。若只以墾田、增戶論英雄，豈不是逼著貧瘠之地的官吏去壓榨百姓、虛報資料？考績如裁衣，需量體而行。”
話是這麼說，但真要把這話變成可操作的條文，卻是難上加難。
戶部郎中先開口：“盧尚書，下官以為，墾田、戶口乃根本，不可輕廢。若無此硬性指標，如何激勵地方勸課農桑、招撫流民？”
考功郎中反駁：“李郎中所言差矣。劍南道南部多山，可墾之地本就不多，難不成讓刺史去鑿山造田？還有隴右一些邊州，戶口常因戰事、遷徙波動，若一味追求增戶，地方官只能強留百姓，反生民怨。”
“那依你之見，該如何？”戶部郎中語氣不善。
“加入軟性評估。”考功郎中翻動草案，“比如‘民訟多寡’——訟簡者，說明治理有方；‘教化成效’——鄉學是否興辦，孝悌之風如何；還有‘倉儲充實度’、‘道路橋樑修繕’……這些雖不如田畝、戶口好計量，卻更能見真章。”
盧諶聽著下屬爭論，手指無意識敲著案几。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在交州任郡守的經歷：那裡瘴癘遍地，田地貧薄，任他如何努力，三年間田畝增長也不足一成。但他在任時修了三條路、兩座橋，平息了三起夷漢糾紛，離任時百姓攜酒相送。可這些，在考功簿上只是一句“勤勉”帶過。
“諸位，”盧諶終於開口，“明日草案要呈送兩儀殿。今日須議定核心：如何在保持統一尺度的前提下，兼顧各地差異？”
眾人沉默。這話說到根子上了——尺度統一則難免削足適履，兼顧差異又恐失之公允。
一直沒說話的吏部左侍郎緩緩道：“下官倒有一想：可否設‘地情差異係數’？”
“何謂係數？”
“比如，將天下州郡按地理、經濟、民情分作數等。上等州，如洛陽、長安、鄴城周邊，田肥民富，考績標準自然要高；中等州，如中原諸州，標準適中；下等州，如邊遠、貧瘠、多山之地，標準相應調低。同一項‘墾田增長’，在上等州需達一成才算優，在下等州或許半成即可。”
盧諶眼睛一亮：“詳細說。”
左侍郎繼續道：“這係數不單用於田畝、戶口等硬指標，也用於教化、訟獄等軟評估。比如‘興辦鄉學’，在文風鼎盛的江南州郡，或許要每鄉都有學堂才算達標；但在羌胡雜居的邊州，能設三五所學堂，教會孩童識漢字、知禮儀，便是大功。”
“那這係數由誰定？如何定？”戶部郎中追問。
“由吏部、戶部、禮部、工部共議，參考歷年資料，制定基準。每三年複核一次，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左侍郎顯然深思熟慮過，“如此，既不失公允，又承認差異。讓刺史們不必都擠在田畝、戶口的獨木橋上。”
盧諶沉思良久，終於拍板：“好，就按此思路修改草案。今夜務必完成，明日呈報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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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劍南道南部，瀘州。
刺史陳淳正在衙署後堂對著一疊賬冊發呆。窗外是綿綿的細雨，這雨從四月底下到如今，山道泥濘，春耕已誤了農時。
“使君，”主簿輕步進來，“這是上月戶口冊，又減了十七戶。”
陳淳接過冊子，苦笑著搖頭。瀘州地處西南，山多地少，夷漢雜居。他上任三年，勸農桑、興水利、辦學堂，自問竭盡全力。可自然條件擺在那裡：山田貧薄，一場大雨就可能沖毀梯田；夷民時常因獵場、水源生釁，他費盡心思調解，才換來這幾年的安寧。
但這些，考功簿上不會細寫。朝廷看的是數字：田增了多少，戶增了多少，賦稅交了多少。
去年考課，他得了中下。吏部的評語是：“勤勉有餘，成效不彰。”八個字，像八根針紮在心裡。
更讓他焦慮的是，今年若再如此，恐怕要調任閒職了。他不是貪戀權位，只是不甘心——他規劃的引水渠才修了一半，籌建的鄉學才開了三所，和夷人酋長約定的互市還沒落實……
“使君，有驛使到。”衙役在門外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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