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李白雖然軟飯吃得飛起，其他的收入也頗豐，
但他視錢財如塵土，花錢大手大腳，“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加上晚年遭遇政治風波，捲入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家產被抄，
最終還是落得個窮困潦倒、需要靠親友接濟的結局。
………
繼續說回科舉。
唐之後的宋朝並不禁止商人子弟參加科舉，
在法律和制度上允許商人及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
這是中國古代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重大轉折。
在唐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明確規定“工商之家，
不得預於仕”，商人子弟被剝奪了科舉入仕的資格 。
而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政府放寬了尺度。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下詔規定：
“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聽取解（許解送）。”
這標誌著國家從法律上正式承認了商人的入仕權。
宋朝之所以做出這一調整，主要是因為商業的興盛讓商人積累了雄厚的財富，
政府需要藉助商貿獲取大量稅金。
為了籠絡天下人才、團結相關勢力，並擴大統治基礎，
宋朝統治者調整了政策，向商人階層傾斜 。
在這一政策紅利下，宋代社會普遍出現了“父商子仕”的現象，
即長輩經商致富，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子弟則透過科舉入仕改變家族命運 。
例如，北宋顯官許驤、馮京皆出身於商人家庭；
南宋商人黃汝楫全力支援子弟科考，
五個兒子全部高中進士，留下了“五子登科”的佳話。
正如之前聊到的李白，他因為家族經商的身份，
在唐朝連科舉考場的門都進不去，只能無奈地走“干謁”求仕的路線。
而如果在宋朝，像李白這樣出身商賈但才華橫溢的人，
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參加科舉，透過考試堂堂正正地步入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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