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期盼已久的國慶長假,沈靜心中卻無半分輕鬆。作為望海縣工商聯黨組書記,她肩負的職責讓她無法停下腳步。上午臨下班時,縣委第二巡察組來電通知,單位上週提交的五年工作報告初稿已稽核完畢,要求節後上班立即提交修改稿。
下午一上班,沈靜準時出現在巡察組會議室。組長笑盈盈地為她遞上一杯熱茶,隨即與副組長開始逐條反饋修改意見。結束時,組長略帶歉意地說:“沈書記,前幾天實在抽不出空審稿,眼看要放假了,還得辛苦您加班。”沈靜早已習慣,這已是她第三次以黨組織負責人身份迎接巡察,深知報告不經過幾輪修改難以定稿。她謙和回應:“王組長言重了,這是分內之事,倒是我們工作不夠到位,讓您費心了。”
回到辦公室,沈靜立即投入修改工作。隔壁分別是辦公室主任和一名臨聘人員的辦公間。整個工商聯長期維持在三人規模——兩名在編幹部,外加一名臨聘人員。每逢此類緊要關頭,她總會體貼地讓家在外地的同事提前離崗,獨自留守。這份體貼背後,藏著難以言說的無奈。
月初縣委召開巡察動員大會後,沈靜第一時間傳達部署。儘管僅有三人,所有規定動作必須到位。分工時,她主動承擔了五年工作報告的撰寫,由辦公室主任負責財務和文書資料整理。
工作部署剛定,辦公室主任便因私事告假三日。待其返崗,沈靜的工作報告初稿已然成型。不料兩天後,主任再度因病告假,堆積如山的文書資料整理工作,只得由沈靜親自接手。
恰在此時,縣委宣傳部關於意識形態專項巡察的配套通知也已同步下達,其檔案厚度與工作要求,絲毫不亞於主責巡察。厚厚的清單羅列著五年工作報告的詳盡要求和龐雜的資料目錄,所有材料都必須在巡察組正式進駐前悉數備齊。
提交報告時,巡察組長提醒沈靜留下執筆人聯絡方式。她自然留下自己的手機號,組長略顯詫異。聽她解釋單位人員結構後,組長方才瞭然。長期在大單位工作的他,想必難以想象本該由辦公室主任牽頭的工作,竟由黨組書記親力親為。
組長的反應,讓沈靜恍然間想起了五年前的境況。那時她剛轉任縣委統戰部副部長兼民宗局局長,同時擔任工商聯黨組書記。任前談話明確她的工作重心在民宗局,然而一個月後工商聯就迎來常規巡察,這份政治責任最終還是落到了她的肩上。
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時,漢語言文學專業出身的辦公室主任,連最基本的個人剖析材料也成了難題。沈靜前後三次將她請到辦公室,逐條講解要求,幾乎是口授了框架和要點。然而,落到文字上,主任依然不知所措,最終只勉強湊出半頁紙。內容東拉西扯,邏輯斷裂,讀來令人啼笑皆非。眼看提交時限將至,沈靜只得將她那篇“狗屁不通”的初稿放到一邊,親自提筆重寫,這才勉強通過了巡察組的稽核。
巡察末期,巡察組反饋指出辦公室主任歷年民主生活會材料與黨支部書記材料高度雷同。黨支部書記(統戰部一名副部長)被約談,沈靜被要求對主任開展批評教育。而那位“未經歷過歷練”的黨外專職副主席,因“不建工會不落實職工待遇”“考核連年墊底”“配合巡察態度不端”等負面評價,在巡察結束後,非但未能如願晉升常務(正科級)——這原本是時任主席正全力為其爭取的機會——反而迎來了縣級年終考核排名末位,最終黯然調離縣工商聯。
完成意識形態專項巡察材料準備後,辦公室主任病癒返崗。沈靜提醒抓緊準備財務資料,時間已顯緊迫。這些年來,單位的臨聘人員如流水般更替,除了一名踏實肯幹的小姑娘,其餘都有各自來頭。那些有背景的同志,辦公桌上永遠堆滿公考書籍,工商聯不過是他們仕途的跳板。
這些同志不時製造“意外”。一次精心籌備的企業家沙龍活動前,有位外地出差的企業家特意調整行程,千里迢迢飛回參會。沈靜書記深知這位企業家的誠意,前前後後不下四次叮囑經辦人員:“座位牌一個都不能漏,尤其是專程趕回來的這位,漏了顯得我們太不尊重人。”
活動當天,沈靜忙於迎接各路嘉賓,想到已有辦公室主任在場協同落實,便沒有親自核對座位牌擺放。誰知最令人擔憂的情況還是發生了——桌上偏偏漏放了那位飛行千里趕來的企業家的座位牌,而其他幾位被遺漏的企業家倒是不太介意,紛紛擇空位坐下。
當這位風塵僕僕趕來的企業家發現自己連個名姓都沒有時,頓時臉色鐵青。“我是開挖機的,沒資格參加你們這麼高規格的活動!”他當場撂下話,拂袖而去。沈靜得知後立即致電道歉,好話說盡,卻始終未能平息對方的怒火。
這位捅了婁子的同志,當初經某副縣長親自關照入職,直到政策調整不得不離任時,那堆翻爛的公考書籍也未能幫他端上“鐵飯碗”。
國慶節當天輪到沈靜值班,她繼續修改報告。傍晚近六點,將完善後的報告發到主席辦公群,請兼任主席的縣領導稽核,並提示辦公室主任查閱。她特別強調報告需見人見事,問題要找準,整改條件要核實,這些都需要黨政班子認真研究。發出後立即電話提醒,主任秒回“有意見”。主席回覆:“按巡察組要求辦即可,我抽不出時間審。”
沈靜再次致電辦公室主任確認意見,對方十分驚訝:“我回復了‘沒有意見’啊!”電話那頭傳來“嘩啦啦”的麻將聲,夾雜著“和了”的歡呼。結束通話前,主任突然反問:“報告那天發群裡,王主席不是審過說可以了嗎?”同樣經歷過巡察的黨組成員,對這份重要報告的態度竟如此輕率。
此刻,沈靜想起這位辦公室主任日常那些令人無言以對的請示:“我們借用財政局的會議室,是他們負責佈置會場,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佈置?”“我給民政局的經辦人員發了資訊,對方一直沒回復,這該怎麼辦?”“我打電話聯絡了張總,他沒接聽,可能是人家不想理會我們,我也沒辦法了。”
諸如此類,她似乎從不主動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凡碰到一點需要判斷或協調的事務,第一反應就是向上請示、開口叫苦,將問題原封不動地推給領導。
沈靜最終通讀報告後送交巡察組副組長,在辦公室等待反饋。次日零點過後,反饋意見才到,她修改完畢,將存有報告的隨身碟放入辦公室主任抽屜,發信息提示:因節後將推遲一天返崗,請其按時提交巡察組。這個任務本不復雜,但鑑於主任沒有細看訊息的習慣,節後返程中,沈靜又特意電話提醒。
兩年前脫貧成果鞏固迎檢前夕,沈靜在工作群裡詳細通知了次日下鄉的安排。辦公室主任幾乎是秒回了一個“收到”。然而第二天清晨集合時,卻遲遲不見其蹤影。電話接通後,那頭傳來的聲音還帶著睡意:“啊?今天要下鄉嗎?怎麼沒接到通知呢?”——她壓根就沒細看那條通知的具體內容。
最終,沈靜獨自一人下村完成了所有工作。自那以後,每逢重要通知發出,無論對方是否回覆,她都必定會再追一個電話確認。這也是她基於教訓為自己設立的、一道冰冷而毫無信任的防線。
當年在縣誌辦工作時,沈靜就聽聞這位辦公室主任背景不凡。初到工商聯主持工作,某縣領導便特意囑咐:“楊月娥同志身體不太好,你作為領導要多關照。”見沈靜似未完全領會,又意味深長地補了一句:“她也是年過不惑的人了,工作上不必太壓擔子。”
這番話讓沈靜暗自詫異——她分明記得檔案上記載,楊月娥比自己還要小上兩歲。但面對領導的“關懷”,她只能點頭稱是。同樣,對另一位由要害部門領導關照的臨聘人員,沈靜出於大局考慮,也始終不敢輕易“壓擔子”。
國慶第二天,沈靜正準備外出,接到巡察組副組長電話,提醒報告需經主席審定、班子研究。她語氣堅定卻內心忐忑地回答:“李組長,我們班子已稽核。”周前,二十多頁的初稿完成後,她第一時間發群並電話提醒,辦公室主任秒回“無意見”。她又致電出差在外的主席,得到“知道了”的回覆。一週後巡察組催稿,她再次提醒主席,卻被不耐煩地懟回:“這些事情你們處理就行,我不看了。”這時她才明白,繁忙的主席根本無暇審稿。
所有壓力,最終全數落在了沈靜一人肩上。她深知,若報告中問題找得過於尖銳,或後續整改條件不具備,那位秒回“無意見”的辦公室主任,屆時大可輕鬆以“我不知道”“我沒參與”來推脫;而作為行政主官的主席,也難免會怪罪於她。
在這種左右為難、如履薄冰的境地下,沈靜只得再次私信主席,言辭懇切地說明利害,請他能擠出時間過目。這一次,主席似是覺察到了她字裡行間的沉重與堅持。幾分鐘後,電話響起,那頭傳來他平靜的聲音:“我看過了,稿子沒問題。”
沈靜握著手機,懸了數日的心,終於稍微落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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