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自然。”王江濤笑了笑。
“咱們是一條船上的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個道理我懂。”
話題說到這裡，算是告一段落。
兩人都沒有再繼續深談這個敏感的話題，而是很自然地轉到了別的方向。
王江濤看著高育良，忽然笑著問了一句：“我聽說高書記對明史很有研究？趙書記那本《萬曆十五年》，上面還有你的題字。”
高育良也笑了：“談不上研究，就是閒來無事翻一翻，當個消遣。”
“那你怎麼看張居正這個人？”王江濤饒有興致地問。
高育良沉吟了一下，緩緩開口：“張居正是個能臣，也是個權臣，他輔佐萬曆開創了萬曆新政，給大明朝續了幾十年的命，這份功績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可他也有他的問題——權勢太盛，鋒芒太露，活著的時候沒人敢動他，死了之後立刻就被清算。”
“說到底，還是沒把握好進退的分寸。”
王江濤聽得很認真，等高育良說完，他點了點頭：“有道理，那王安石呢？你怎麼看？”
“王安石是個理想主義者。”高育良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他的變法初衷是好的，想法也很超前，可就是太急了，用人也有問題，最後搞得天怒人怨，自己也落了個罷相的下場。”
“他和張居正不一樣，張居正懂權術，懂平衡，知道怎麼跟各方勢力周旋；王安石是一根筋，認準了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這樣的人搞改革，容易成也容易敗。”
王江濤聽完，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那你覺得，做事情，是該學張居正，還是該學王安石？”
高育良笑了笑，端起茶杯示意了一下：“都學，也都不學。學張居正的務實和手腕，學王安石的初心和銳氣，但兩者都不能走極端。”
“既要做成事，又要留後路，這才是長久之道。”
王江濤哈哈大笑，連連點頭：“說得好，說得好啊高書記！看來你這明史，真是讀出門道來了。”
兩人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從張居正聊到王安石，從海瑞聊到戚繼光，又從明朝的黨爭聊到宋朝的變法，越聊越投機，越聊越深入。
話題漸漸延伸到了哲學層面。
王江濤問高育良怎麼看待儒家的中庸之道，高育良說，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找到最恰當的那個平衡點，是一種極高的政治智慧。
王江濤深以為然，又聊起了道家的無為而治，說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而是不妄為，不折騰，順應規律辦事。
高育良接過話頭，說起了自己年輕時讀《道德經》的感悟，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放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做事情不能翻來覆去地折騰，要穩，要沉得住氣。
兩個人越聊越盡興，從歷史人物聊到哲學思想，又從哲學思想聊回現實中的治理之道，彼此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高育良發現，王江濤雖然年輕，可讀書很多，見識也廣，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不是那種只會念檔案的官僚。
王江濤也覺得，高育良確實有真才實學，不是那種靠資歷熬上來的老油條，他的沉穩和智慧，都是從書裡和事上一點點磨出來的。
不知不覺，一個下午就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