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此時“起義軍”之類的稱呼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
處於當時歷史現場的起事者不過只是一群走投無路的農人。
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
“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
造成這一切的除了天災，還有大明王朝本身。
民眾的變亂隨著災情饑荒的發展而不斷升級。
延安府等地本就貧瘠，加之連年旱澇，清澗、安定、宜川、米脂等縣更是因災生疫。
百姓“或以災祲荒蕪、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盜賊外竄，顛連疾苦，情景堪憐。
這些起事的人，大多不是什麼“反賊”，只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史載他們“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舉家相隨，只為活命。
搶到糧食就分著吃，搶不到就挖草根。
有州縣官曾問過一個跟著王嘉胤的老農：“你不怕殺頭嗎？”
老農答：“殺頭不過一刀，餓死卻要受幾天罪，不如拼了。”
與陝西隔河相望的山西，同樣深陷困境。
天災下百姓以野草、樹皮充飢，米價漲至每石白銀四兩至六兩。
而官府“新舊並催”賦稅，百姓“鬻子賣妻，剜心敲髓”。
山西北部的大同府亦是邊防重鎮，邊軍“十月無糧”，軍屯被佔、淪為私役。
早在天啟七年冬就發生過陽和標兵譁變，亂局一觸即發。
面對愈演愈烈的危機，陝西三位封疆大吏。
三邊總督史永安、延綏巡撫嶽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卻走出了三條截然不同的“錯路”。
史永安：上疏無策的“傳聲筒”
三邊總督史永安掌管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本是平亂核心。
可這位總督在崇禎元年九月被以建魏忠賢生祠罷免前。
大半年時間只做了一件事：向朝廷告急。
他看得清問題的根源——軍餉欠得太多，邊軍活不下去，才會跟著亂民走。
在他的奏疏裡，滿是對軍餉的焦慮：
崇禎元年三月，三邊總督史永安上奏“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
延綏鎮數萬飢餓計程車卒“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火山之爆發就在一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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