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應對之策，卻是“捂蓋子”。
當時朝廷對“邊兵為盜”的事情格外敏感。
若是讓崇禎知道延綏的邊軍跟著起義軍反了，他這個巡撫肯定要被問罪。
所以，每當下面的州縣報告“邊兵作亂”。
他都立刻駁回，說“此乃內地饑民，與邊兵無干”；
有將領來報“逃卒與流賊合流”，他就罵將領“謊報軍情，動搖人心”，甚至把報信的人打一頓板子。
他把責任往陝西巡撫胡廷宴身上推。
在給朝廷的奏疏裡，嶽和聲反覆強調“陝西之亂，皆因內地饑民流竄至延綏，煽動邊軍”；
把鍋甩給陝西巡撫胡廷宴，說胡廷宴“不管內地饑民，任其流竄”；
又說史永安“督管不力，導致軍餉拖欠”。
可他自己呢？
既沒組織賑災，也沒加強邊牆的防守。
甚至連延綏鎮的很多糧倉都沒派人看守。
結果，不少糧倉被饑民搶了，糧食成了起義軍的“補給”。
嶽和聲的“諱疾忌醫”，讓延綏成了起義軍的“溫床”。
王嘉胤等義軍，在延綏一帶來去自如，搶了糧就往山裡躲，官府連他們的影子都抓不到。
等到史永安催他出兵剿匪，他才勉強派了幾百人去。
結果士兵們“剛見到義軍就跑”。
這些飢軍自己都沒飯吃，哪裡有心思打仗。
胡廷宴：鴕鳥避禍的“糊塗官”
年近七十的陝西巡撫胡廷宴，只想熬到退休，面對亂局奉行的則是“鴕鳥政策”。
天啟末年王二起義初起時，因朝廷清洗閹黨，地方官怕被追責，無人敢上報。
胡廷宴更是變本加厲——每當州縣官騎著快馬趕來報“盜賊作亂”，胡廷宴的第一反應不是問情況，而是讓人把報信的人拉下去打板子。
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此飢氓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
這些不過是餓極了的百姓，等明年開春有了收成，自然就老實了。
他甚至下了一道命令：“各府縣不得妄報‘盜情’，違者革職”。
有一次，延安府同知親自來西安府報信，說高迎祥（當時剛在安塞起事）帶著幾百人搶了慶陽府的糧坊，請求胡廷宴派兵支援。
胡廷宴坐在太師椅上，喝著茶，慢悠悠地說：“高迎祥？不過是個刁民，派幾個衙役去抓了就是，何必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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