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染當無奈地靜靜看著遙渺渺笑，稍久才寵溺地怨懟道：“小心別笑岔氣了。”
遙渺渺這才堪堪止住笑聲：“從‘師’權的演變就能看到儒家的等級秩序是怎麼一步步鎖死的。
漢武帝最先尊崇的儒術到後世早就演變的僵化不堪了。
先秦的儒家在‘尊師重道’的同時，也保留著‘當仁不讓於師’的制衡空間，即便是面對君王也有‘從道不從君’的說法，要不然董仲舒也不會試圖建構災異譴告說來論證君王要反省。
而他提出的三綱則是‘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用的是天地、陰陽、春夏的關係來對比君臣、夫婦、父子。
這在西漢是指雙方皆有義務，強調上位者要先端正自身，才對下位者起主導和表率，正所謂‘君正而臣亦正?、?父正則子亦正?、?夫正則妻亦正?’，是雙向的責任和道德自覺。
並非是後世‘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這種單向的絕對服從。
前者遵從‘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是追求動態均衡。
後者是僵化教條式的只遵循社會階級的單向壓迫，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婦，逐漸僵化成不可逾越的二元對立。
儒家思想一開始也是陰陽五行思維方式，但隨著其他百家沒落，皇權不斷抬高並且改造儒家，儒家已經僵化禁錮成為了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又因為儒家在華夏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華夏整體形成二元對立思維方式。
很有趣不是嗎？
儒家一旦失去制衡，會發展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其實漢武帝從來沒有獨尊儒術，他堅持的一直是‘尊崇儒術為主，兼用百家?’，也就是儒衣法骨，博採百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反而是近代學者總結提出的。
古人只是古，又不是傻，尤其是漢武帝這種權術技能點滿的人。
他都能想到首創中朝，也就是內朝，來和外朝相互挾制，從而分化相權加強皇權。
又怎麼會真的獨尊儒家呢？
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也只是在官方罷黜了百家博士，隻立《五經》博士。
將儒家確定為官方正統思想，並不是要消滅其他百家流派在民間存在，也沒有拒絕任用其他百家流派，只是將儒家作為主流來增加‘大一統’。
可惜後世君王只學會了獨尊儒術，而這‘是’或‘否’選擇獨尊儒術的本身又何嘗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呢？
又或者說這些統治者也清楚，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臣民更易於統治，所以更加的推波助瀾。
試問哪個統治者不喜歡‘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
掌握家庭話語權的父自然也會喜歡‘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手握家族資源的夫更是得利於‘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
而掌握傳道授業之職的師獻媚於優勢方的同時，又能從中分一杯‘單向壓迫’的羹，獲得屬於他的‘師權’。
於是，儒家體系裡每個得利層面都在用單向服從來加固自身，於是儒家思想向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奮勇向前，再不回頭。
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婦、師與生、官與民等等，每一個關係都被簡化成‘上對下’的單向支配，當‘下’被壓迫到極致時，要麼死亡，要麼就只能與‘上’徹底決裂。
這便是儒家的末法時代，當它再也無法馴化所有的‘下’都心甘情願地成為‘上’的血包，儒家整個系統就將瀕臨崩潰的邊緣。
而這時，就會出現很多人卡在無法服從又無法徹底決裂的困境之中，像是穆谷瑤，像傅童心，最後可能就會傾向自毀。
而這也是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發展到極限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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