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宜的文章發了。
司徒美堂的人用最快的船把稿子送過海，登在《華商報》上，一整版，標題是《江南女兒血染蘇州》。署名不是“江上客”，也不是張靜宜，是“一個活著的人”。文章寫得狠，每一個字都像刀子，剜的是那些穿著綢緞、坐在租界洋房裡、喝著咖啡看著報、以為戰爭還很遠的人的心。
她寫柳煙，寫她怎麼從“大觀園”的頭牌變成太湖游擊隊的交通員，寫她怎麼用一根絲襪勒死那個漢奸，寫她怎麼在巷子裡被捅了七刀、每一刀都在前胸。
她寫小紅和阿桃，寫她們腿上中槍、咬著牙不吭聲，寫她們站在岸邊等柳煙回來，等到天亮，等到天黑，等到月亮圓了又缺，人沒有回來。
她寫蘇州的舞女，寫她們穿著旗袍、踩著高跟鞋、塗著紅嘴唇，在舞池裡轉著圈。寫她們的笑臉是假的，眼淚是真的。寫她們的旗袍是綢緞的，骨頭是鐵的。寫她們在燈紅酒綠裡活著，在黑夜裡死了。
文章的最後一段，她寫——
“她們不是軍人。沒有拿過槍，沒有殺過人。她們只是在那個燈紅酒綠的地方，陪那些不想打仗的人跳舞。可當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她們比那些拿槍的還硬。她們死了。可她們的事，還有人記得。她們的名字，還有人念。她們流的血，不會白流。”
文章傳回上海的時候，是夜裡。有人在弄堂裡貼傳單，一張一張的，貼在牆上，貼在人家的門上，貼在電線杆上。天亮的時候，半個法租界都看見了。
有人在傳單前站著看，看完走了，又有人來。一個穿著旗袍的年輕女人站在電線杆前，把那篇文章從頭讀到尾，讀完沒有走，又讀了一遍。
她的眼睛紅了，眼淚流下來，滴在那張紙上，把“柳煙”兩個字洇開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轉身走了。
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張紙。
她沒有說話，可她的嘴唇在動。如果有人在旁邊，會聽見她在說——柳煙，我認識你。我們一起跳過舞。你教我轉圈，說我腰太硬，轉起來像根棍子。你笑得很大聲，整個舞廳都聽見了。
婉容在法租界的小屋裡，也看見了那篇文章。不是傳單，是張靜宜託人送來的報紙，從香港漂洋過海來的，還帶著油墨的香氣。她坐在窗前，把那篇文章看了三遍。
看完第一遍的時候，眼淚下來了。看完第二遍的時候，她拿起筆。看完第三遍的時候，她放下了筆。她不知道該寫什麼。該寫的，張靜宜都寫了。
該說的，張靜宜都說了。她只是坐在那裡，看著窗外那片被高樓切割成碎片的天空，很久很久。然後她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行字——“柳煙，我記得你。”她把紙摺好，塞進枕頭底下，和那兩封信放在一起。一封寫著“海棠開了”，一封寫著“海棠謝了”，一封寫著“柳煙，我記得你”。三封信，三個人。三個再也回不來的人。
蘇婉清從外面回來的時候，手裡也拿著那張報紙。她走進院子，看見李婉寧坐在桂花樹下，手裡也拿著同一張報紙。兩個人對視了一眼，誰也沒有說話。蘇婉清在她旁邊坐下，把報紙放在膝蓋上，低著頭，看著那些字。李婉寧看著遠處，目光很遠，不知道在看什麼。
“婉寧，”蘇婉清忽然說，“你怕不怕？”
李婉寧沉默了一會兒：“怕。”
蘇婉清看著她。李婉寧說：“怕有一天，也有人寫我。寫我怎麼死的，死在哪兒，身上有幾個窟窿。怕有人看見那篇文章，說，哦，這個人我認識，她以前……”
她沒有說下去。蘇婉清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李婉寧反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緊。兩個人坐在桂花樹下，看著那片被夕陽染紅的天。風吹過來，帶著桂花的香氣，很淡，很輕，像一聲嘆息。
張宗興在七寶舊宅的院子裡，也看見了那篇文章。老北風從外面帶回來的，傳單，皺巴巴的，邊角都捲了。他站在桂花樹下，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然後他把傳單摺好，揣進懷裡。
老北風蹲在臺階上，抽著旱菸，看著他：“張先生，蘇州那邊，那些舞女，咱們管不管？”
張宗興看著他：“怎麼管？”
老北風愣了一下。張宗興說：“她們不是咱們的人。不聽咱們的，不靠咱們的。她們自己選的這條路，自己走。咱們能做的，就是不讓她們白死。”他看著老北風，“柳煙死了，可她的名字還在。還有人記得她。還有人替她寫文章。還有人替她傳話。這就夠了。”
老北風沉默了一會兒，把煙鍋子在鞋底磕了磕，站起來：“那個叫小紅的，還在蘇州。腿傷了，走不了。還有阿桃，也跟著游擊隊。要不要讓人去接應？”
張宗興想了想：“讓櫻子去。”
老北風愣了一下：“她一個人？”
張宗興搖了搖頭：“你跟她去。再帶兩個人。到了蘇州，找地下黨的人接頭。把小紅和阿桃接出來，送到上海養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