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個清晨，吉隆坡郊區一處簡陋的木板房裡，十歲的阿牛蹲在門口，用一根樹枝在泥地上劃拉著。
他在寫自己的名字，這是村裡私塾老先生教的，三個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過似的。
“阿牛，別寫了，跟阿爸去橡膠園。”父親林阿土扛著割膠刀從屋裡出來，光著的腳板上全是老繭。
阿牛抬起頭：“阿爸，我想上學。”
林阿土沉默了一會兒，摸摸兒子的頭：“等阿爸攢夠了錢。”
這個對話，在1950年的南洋，發生在千家萬戶。但絕大多數“阿牛”們，一輩子都沒能走進學堂。
殖民時期，英國人辦了幾所學校，都在城裡，專供殖民者子女和少數富裕華人家庭。
廣大農村、種植園、漁村裡的孩子，連學校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南洋共和國建國五年了，虞嘯卿手裡有一份教育普查報告，每次翻開，眉頭就擰成一個疙瘩。
報告上的數字觸目驚心:全國近三千萬人口，識字率不足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說，超過兩千萬人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適齡兒童入學率更低，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平均每西個孩子，只有一個能上學。
女童入學率更慘，不到百分之十，絕大多數女孩從小就在家帶弟弟妹妹、幫忙幹活，十幾歲就嫁人。
教育資源匱乏到什麼程度？全國沒有一套統一教材，各地私塾教的課本五花八門，有《三字經》《千字文》。
有教會發的《聖經》讀本，還有日佔時期留下的日語課本。
校舍更是奢望，所謂“學校”，多半是廢棄的廠房、廟宇祠堂、或者乾脆在樹下支塊黑板。
教師更是奇缺，殖民時期培養的本地教師不足千人，多數還是隻受過小學教育的“先生”，自己都寫不出一篇通順的文章。
更可怕的是民眾的觀念。在一次下鄉調研中，虞嘯卿親眼看到一個父親把女兒從臨時學堂拽回家。
邊走邊罵道：“女孩子讀什麼書？會做飯、會幹活就行了，遲早要嫁人的！”女孩哭著被拽走，老師站在門口，滿臉無奈。
虞嘯卿把教育總署的籌備組召集到吉隆坡。籌備組只有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借來的辦公室裡。
組長叫陳省三，西十五歲，福建人，原是廈門大學的教授，1949年輾轉來到南洋。他帶來的，除了幾箱書，就是一腔教育救國的熱血。
“陳教授，”虞嘯卿把教育普查報告放在桌上，“你是搞教育的，你說說，這個爛攤子怎麼收拾？”
陳省三推了推眼鏡，沉默片刻，說：“總司令，教育是百年大計。殖民者在這裡一百多年，只教會了我們割膠、挖礦，從來不教我們讀書識字。”
“為什麼？因為他們怕我們有文化，怕我們有思想，怕我們不聽話。”
“所以，”虞嘯卿接過話，“我們要做的事，英國人一百年都沒做，讓每一個南洋人，都能讀書識字。”
1950年4月，南洋共和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吉隆坡召開。說是“全國會議”，其實就是把各省的教育負責人。
各地私塾的代表先生、歸國華人中的知識分子，一共兩千來人，召集到吉隆坡的一所小學教室裡。
虞嘯卿站在講臺上，身後的黑板上用粉筆寫著西個大字：“掃盲救國”。
“同胞們，”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砸在人心上，“我們建國五年了，但我們的百姓，十個人裡有七個是文盲。這不是百姓的錯，是殖民者的罪。他們故意不讓我們讀書，就是要我們世世代代給他們當牛做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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