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什麼區別？”
“區別大了。中國人住在中國，南洋人住在南洋，但都是炎黃子孫。”
這樣的討論，在無數個閱報欄前發生著。老百姓開始有了“南洋人”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又緊緊連著“炎黃子孫”，不矛盾，不衝突。
1950年7月，南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播。
開播那天，陳水來把家裡的收音機搬到巷子口，音量擰到最大。整條街的人都來了，蹲著的、坐著的、站著的，黑壓壓一片。
收音機裡先傳出一陣雄壯的樂曲，那是臺歌《炎黃頌》，後來成為每一個南洋人都耳熟能詳的旋律。
樂曲結束後，一個渾厚的男聲響起：“南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開始播音。各位聽眾，早安。今天是南洋共和國建國五年七月西日……”
接下來是新聞。頭條是虞嘯卿視察巨港油田的訊息，二條是政府啟動電力建設的決定，三條是各地掃盲班的開辦情況。
每條新聞都不長，但資訊量很大，用最通俗的語言講最重要的事。
新聞之後是“每日一課”，教聽眾說華語。播音員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我——是——南——洋——人。”
“我——是——炎——黃——子——孫。”聽眾跟著念，南腔北調，什麼口音都有，但念得都很認真。
林阿財也跟著念。他是福建永春人，平時說閩南話，華語說得磕磕巴巴。
但廣播裡說了，華語是國語，每個南洋人都要學會。他決定每天跟著廣播學，一天學一句，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句。
廣播電臺的節目表很快固定下來。清晨是新聞和“每日一課”，上午是政策宣講和農業技術，中午是戲曲和音樂，下午是婦女節目和兒童節目。
晚上是新聞播報和文藝晚會。全天播音十六個小時，覆蓋了普通人從起床到睡覺的全部時段。
鄉村大喇叭也在這一年全面鋪設。政府在每一個行政村豎起一根木杆，上面掛一個高音喇叭，用鐵絲連到鄉里的廣播站。
每天清晨六點，喇叭準時響起《炎黃頌》，把全村人從睡夢中叫醒。
柔佛州一個橡膠種植園裡，喇叭豎起來那天，膠農們圍著看了半天。“這鐵疙瘩會說話？”一個老膠農將信將疑。當喇叭裡傳出聲音時，他嚇了一跳，往後退了好幾步。“真有鬼！”
旁邊的人笑他：“阿伯，這不是鬼，是廣播，裡面有人在說話。”
老膠農湊近了聽，聽了好久才相信。從那以後，他每天早晨都搬個小板凳坐在喇叭下面，聽新聞，聽戲曲，聽“每日一課”。三個月後，他學會了用華語說自己的名字。
街頭閱報欄和鄉村大喇叭，把國家的聲音傳到了每一個角落。
不管你住在大城市還是小村莊，不管你是老闆還是苦力，每天都能聽到同樣的新聞、學到同樣的知識、唱同樣的歌曲。
這個國家第一次有了共同的資訊來源，共同的知識基礎，共同的文化底色。
文化部和新聞總署也在這一年成立。文化部部長叫黃佐臨，原是上海戲劇專科學校的教授，抗戰時期在大後方搞話劇，1949年南下。
他個子不高，戴一副圓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但做事雷厲風行。
黃佐臨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是整頓書報市場。他帶著稽查隊走遍了新加坡、吉隆坡、檳城的書店和報攤，把那些宣傳殖民思想、分裂言論、低俗內容的書刊全部下架。
有人罵他搞“文化專制”，他在報紙上公開回應：“我不是禁書，是選書。國家剛成立，老百姓文化水平低，辨別能力差。這個時候，我們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糧給他們，而不是讓那些有毒的東西害人。”
第二件事，是組織編寫第一批國民讀本。黃佐臨從各地抽調了三十多名教師、作家、編輯，集中在吉隆坡的一棟小樓裡，日夜趕工。三個月後，第一批讀本問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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