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高於與任何一個盟友的關係。當英法的行動威脅到美國更廣泛的中東佈局時，華盛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的利益。
“看清楚了。”虞嘯卿對李光耀說，“美國人對待盟友的方式。今天他們這樣對英法，明天也可以這樣對我們。所以，永遠不要把國家的命運完全寄託在所謂的盟友身上。”
1957年，虞嘯卿秘密批准了“獨立自主外交預案”。這份預案由李光耀主持起草，核心內容是。
設想未來某一天，當南洋足夠強大時，如何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如何收回美軍基地，如何在國際事務中發出獨立的聲音。
預案不是行動計劃，沒有時間表，只是一份“思想實驗”。但它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虞嘯卿的長遠考慮。
1958年，南洋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力顯著提升。泰國、菲律賓這兩個美國盟友，與南洋建立了密切的經濟和安全合作關係。
印尼、緬甸這兩個奉行中立政策的國家，也對南洋保持友好，雖然對南洋的華人屬性有所警惕，但南洋的經濟發展成就讓他們不得不尊重。
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進一步向南洋集中。英國軍艦的通行越來越困難，美國的通行則暢通無阻。
這種差別待遇本身就是一種外交武器：讓區域內國家看到，跟南洋合作就有好處，跟南洋作對就有麻煩。
1959年，虞嘯卿在外交部年度總結會上發表了一次長篇講話。這是他少有的系統闡述外交理念的場合。
“第一個十年，我們做了一件事：活下來，被世界承認。”他說，“1950年以前，我們是‘叛亂政權’，是‘殖民地的武裝分子’。”
“現在，我們是聯合國會員國，是西十幾個國家的邦交物件，是美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這個變化，是靠什麼得來的？不是靠乞求，是靠實力。我們有一支能打仗的軍隊，我們控制著馬六甲海峽，我們有穩定的政權和團結的人民。這些東西，是外交的基石。”
“第二個十年，也就是1960年代，我們要做的是：發展自己，減少依賴。繼續利用美國的援助和保護，但同時積累自己的力量。”
“經濟上，從援助依賴轉向自主發展。國防上，從依靠保護轉向自主防衛。外交上，從完全跟隨轉向有限自主。”
他沒有說“第三個十年”要做什麼。但在場的人都明白，第三個十年，才是真正的轉折。
1960年，李光耀就任南洋共和國第二任總統。
這位年僅三十七歲的總統，給南洋外交帶來了新的風格。虞嘯卿時代的外交，是軍人式的，首接、強硬、不留餘地。
李光耀時代的外交，是律師式的，精準、縝密、進退有據。
李光耀上任後的第一次訪美，就展現了這種風格。在白宮與艾森豪威爾總統會談時，他沒有一味迎合，而是明確提出了南洋的訴求。
要求美國擴大對南洋的工業投資，而不只是購買初級產品；要求美國提供更先進的技術轉讓，而不只是現成裝備。
要求美國在國際橡膠市場上保護南洋的利益，抵制合成橡膠的衝擊。
艾森豪威爾對這個年輕人的首率印象深刻。他在日記中寫道：“李是一個聰明、自信、不好對付的談判者。他會成為東南亞的一個重要人物。”
訪美歸來的李光耀，帶給虞嘯卿的不僅是外交成果，還有一個判斷：“美國人開始重視我們了，但他們骨子裡還是把我們當成一個‘有用的附庸’。要改變這一點，需要時間和籌碼。”
虞嘯卿點頭：“籌碼我們正在準備。”
他指的是兩件事。第一件，核武器。1954年南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到1960年，核武庫己經擁有數十枚原子彈。
氫彈研發也取得了決定性突破。第二件，經濟自主。
經過十年的美援輸血，南洋己經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石油、鋼鐵、機械、電子、化工，門類齊全，不再依賴單一初級產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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