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基地全力運轉,為美軍提供後勤、情報、維修服務。新加坡港成為美軍物資中轉的最大樞紐。
檳城空軍基地的B-52機群每天起飛轟炸越南。李光耀多次在國際場合為美國的越南政策辯護,稱其為“自由世界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必要行動”。
美國對南洋的表現極為滿意。肯尼迪總統稱李光耀為“亞洲最聰明的政治家”,約翰遜總統說南洋是“美國在東南亞的支柱”。
美援繼續湧入,技術轉讓逐步放寬,南洋的經濟在越戰的刺激下持續高速增長。
但在水面之下,三件事在同步推進。
第一,核武庫的擴充。從1960年的數十枚,到1965年突破一百枚原子彈,氫彈也達到了數十枚的規模。
趙忠堯領導的核武器研究院,己經成為南洋科技皇冠上的明珠。
投送能力也在提升,從最初的笨重航彈,逐步發展到可用戰鬥機攜帶的輕型核彈,中程彈道導彈的研發也在秘密進行。
第二,經濟自主度的提升。南洋的工業品出口佔比從1950年代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上升到1965年的超過百分之五十。
石油、電子產品、機械裝置開始進入國際市場,不再只靠橡膠和錫吃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從最高時的百分之六十降到百分之西十。
第三,外交獨立性的培養。李光耀在不引起美國反感的前提下,逐步拓展南洋的外交空間。
1962年,南洋與南斯拉夫、印度、埃及等不結盟運動國家建立了經貿聯絡。
1963年,南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
1964年,南洋與法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戴高樂政府奉行獨立外交,與美國的步調並不完全一致,這為南洋提供了契機。
虞嘯卿對這一階段的外交成果評價很高。他對李光耀說:“你做的事情,我年輕時做不了。你能跟美國人談笑風生,還能讓他們高高興興地為我們做事。這就是水平。”
1965年,越戰進入最高峰。美軍在越南的兵力突破五十萬,戰爭的規模和消耗達到驚人程度。
南洋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了美援本身。
美軍在東南亞的巨大開銷,絕大部分透過物資採購、服務合同、人員消費等渠道流入了南洋經濟。
新加坡、吉隆坡、檳城的繁榮,與越戰首接相關。
南洋的煉油廠、造船廠、軍需工廠日夜開工,賺取了鉅額利潤。
南洋的銀行、酒店、運輸公司,都在這場戰爭帶來的經濟景氣中迅速壯大。
但虞嘯卿和李光耀都清楚,這種繁榮是不可持續的。越戰總有一天要結束,美軍總有一天要走。
當那一天到來時,南洋必須己經做好了“斷奶”的準備。
1966年,虞嘯卿秘密批准了“後越戰外交戰略”。
這份戰略檔案的核心預判是:越戰將在三到五年內結束,美國將進行全球戰略收縮。
屆時,南洋必須完成從“依附美國”到“與美國平等合作”的轉變。
轉變的手段包括:利用核武器作為終極威懾,確保美國不敢對南洋動武;收回美軍基地,消除美國在南洋的軍事存在。
在美蘇之間保持平衡,利用蘇聯作為對美籌碼;在東南亞區域確立主導地位,填補美國撤退後的力量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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