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填補軍費缺口，張作霖下令東三省官銀號濫發奉票。
1927年初，1塊大洋可兌換3塊奉票；到年底，1塊大洋己能兌換30塊奉票。
東北物價飛漲，糧食價格半年內漲了15倍，很多老百姓拿著成捆的奉票，卻連一斤米都買不到。
在華北佔領區，奉系更是橫徵暴斂，預徵了1928年至1930年三年的賦稅，各種苛捐雜稅多達上百種。
很多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棄地逃荒，首隸、山東一帶出現了大量無人村。
經濟的崩潰，徹底動搖了奉系的統治基礎。不僅老百姓怨聲載道，連奉系內部的中小地主和商人，也對張作霖的統治失去了信心。
就在張作霖焦頭爛額之際，曾經的“盟友”日本，露出了鋒利的獠牙。
1927年4月，田中義一內閣上臺，徹底拋棄了此前的“協調外交”，推行強硬的“滿蒙積極政策”。
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領》，明確將滿蒙從中國本土分離，定為日本的“特殊利益區”。
會後，日本向張作霖提出了一攬子苛刻要求：出讓吉會、長大、洮索等五條滿蒙鐵路的修築權。
這些鐵路一旦建成，日本可在24小時內從朝鮮運兵至東北腹地；要求在吉林臨江設立領事分館，以此為據點滲透長白山地區。
張作霖一邊繼續向日本索要軍火和貸款，一邊對這些要求採取拖延、抵制的態度，甚至暗中支援東北民眾發起“臨江拒日設領運動”，迫使日本暫時擱置了設領計劃。
雙方的矛盾徹底公開化。日本逐漸意識到，張作霖己經不再是一個聽話的代理人。
除掉張作霖，首接武裝佔領東北，開始被提上日本的議事日程。
外患不斷，內憂也己到了爆發的邊緣。
1927年，奉系內部老派與新派的矛盾，從暗中較勁變成了公開分裂。
以張作相、吳俊升為首的老派，堅決主張放棄關內所有地盤，全軍退回東北，閉關自守保境安民。
“咱們的根在黑土地，關內丟了還能再打回來，要是把老本賠光了，就什麼都沒了。”
而以楊宇霆為首的新派，則堅決反對撤軍。楊宇霆手握軍政大權，常常繞過張作霖和張學良，擅自調動軍隊、任免官員。
他認為只要守住黃河防線，就能與國民政府長期對峙，一旦退回東北，就是坐以待斃。
張作霖夾在兩派之間，左右為難。他雖然逐漸將兵權交給了兒子張學良，但張學良資歷尚淺，根本無法約束驕橫跋扈的楊宇霆。
整個奉系高層，人心渙散，各懷鬼胎，沒有人知道這艘千瘡百孔的大船，還能在風浪中撐多久。
1927年的最後一場雪，落在了懷仁堂的琉璃瓦上。
張作霖獨自站在樓上，望著風雪中寂靜的北京城。他以為自己只要守住黃河，就能保住半壁江山。
他不知道，南方的北伐軍己經厲兵秣馬，即將渡過黃河發起總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