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裡的梧桐己經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幾片枯葉掛在枝頭，被風吹得翻來覆去，像幾隻倔強的死蝴蝶，明明己經乾透了，就是不肯掉下來。
遠處金竹山方向的灰白色天際線在暮色裡顯得更沉了，像一塊沒有洗乾淨的白布，邊上洇著煤灰染出來的深色痕跡。
程立看著那個方向，手指在窗臺上輕輕敲了兩下。
然後他轉身走回桌前，把謝小為的卷宗從抽屜裡拿出來，翻到那份不完整的屍檢報告，把那行“未檢出精液”又看了一遍。
看完了，合上卷宗，重新鎖進抽屜裡。
該放的餌，己經放下去了。剩下的，是等。
孫建國到金竹山煤礦那天，是個陰天。
天不是灰的，是一種發了黴的白。雲層壓得很低，像是有人把一塊舊棉絮鋪在了頭頂上，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
空氣裡沒有風，只有一種悶悶的、讓人喉嚨發緊的煤灰味。
他從冷水江市區出發，開著一輛灰色的舊麵包車。車是借來的，不是警車，車牌也是普通民用牌照。
他特意換了衣服——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外套，袖口磨出了線頭，褲腿上沾著泥點，皮鞋上蒙著一層灰。
不是故意弄髒的，是出門前在花壇邊上蹭了幾下。在金竹山這種地方，穿得太乾淨反而惹眼。
從市區到金竹山，二十多公里的路，走了將近半個小時。越往裡走，路越窄，越顛。
路兩邊的房子從樓房變成平房，又從平房變成低矮的土坯房和石棉瓦棚。
牆上刷著的標語被雨水衝花了，只能認出“安全生產”三個字的偏旁。
空氣裡的煤灰越來越重，混著一股說不清的酸味——不是硫磺，也不是沼氣，是一種更微妙的東西，像是從地底下滲出來的什麼在慢慢腐爛。
金竹山煤礦的大門比他想象的低調。兩扇鐵門，漆面斑駁，門軸生了鏽，推開的時候大概會發出一種讓人牙酸的聲響。
門口沒有崗亭，只有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坐在傳達室裡，戴著一副斷了一條腿的老花鏡看報紙。報紙舉得很高，擋住了半張臉。
孫建國把車停在離大門幾十米遠的地方，沒有熄火，先點了一根菸。
他坐在車裡抽，眼睛看著路過的行人。礦區的街道上人不多，偶爾有幾個穿著藍色工裝的人走過，腳步匆匆，低著頭，沒人朝麵包車這邊看一眼。
他們的臉上都帶著一種相似的東西——不是疲憊，是麻木。
是在同一個地方待了太久、每天做同樣的事、見到同樣的人之後，臉上的肌肉自動調整到省電模式的那種麻木。
一根菸抽完，他推開車門下了車。
沒有首接朝大門走。他拐進了旁邊一條巷子。
巷子很窄，兩個人並排走都嫌擠，兩邊是低矮的職工宿舍，紅磚牆，石棉瓦頂，牆上牽滿了晾衣繩，橫七豎八地拉著，上面掛著洗得發白的工裝和小孩的褲子，被風吹得輕輕晃。
一個老太太坐在門口擇菜，把發黃的菜葉一片一片揪下來扔進腳邊的搪瓷盆裡。她抬頭看了孫建國一眼，又低下頭繼續擇，動作沒有任何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