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沉默了幾秒。“也就是說，如果他要幫誰刪掉幾條報警記錄，不會有人知道。”
“可以這麼說。”
“這些記錄你還能找到原件嗎？”
“能找到一部分。值班室的舊登記簿沒有統一銷燬，在檔案室堆著。我翻了去年三個月的資料，己經找到兩條對不上的。
一條是一個礦工被打了沒後續，還有一條是村民報警說礦上強佔山林沒立案。”
“你先把那兩條記錄拍照存好。原件不要動。”
“明白。”
掛了電話之後，程立把那本筆記本重新翻開，在“證人，劉保國”下面補了一行字：出警記錄，消失的報案，鄧老虎的礦在那片區域。
陳銳查出來的這兩條消失的報警記錄，把劉保國從“可能是被脅迫的證人”變成了“可能是主動配合的證人”。
多年的片警生涯給了他足夠的時間去學會一件事，那就是在金竹山煤礦周邊，有些報警記錄不該留。
但程立心裡還有一個判斷沒有寫下來：劉保國被打了之後才轉的內勤。
那次受傷是礦上的糾紛，他處理的糾紛是誰跟誰的？
如果是跟鄧老虎的人起了衝突，那他是被打怕了還是被打服了？這兩種可能性會導致完全不同的判斷。
如果他是被打怕了，那他後來配合鄧家做不在場證明就是被脅迫的，他的證詞還有翻轉的可能。
如果他是被打服了，或者說，打完之後他和鄧老虎達成了某種默契，那他籤的不在場證明就是自願的，翻他的難度要大得多。
所以現在關鍵的一點就是，搞清楚他是被打服的，還是利益上面的牽扯。
程立現在手裡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判斷是哪一種，但他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定藏在劉保國受傷那次糾紛的具體情況裡。
下午兩點，劉建武的訊息來了。是一條簡短的資訊，上面只寫了幾個關鍵詞，像是從某個資訊庫裡摘出來的：劉保國。西十五歲。
金竹山鄉派出所內勤。八年前由一線調至內勤，原因是工傷。往前推五年，他在金竹山煤礦周邊區域擔任片警。
期間沒有受過任何處分。轉崗之後履職情況一般，近半年多次請假。
資訊很簡短，但程立注意到一個細節，那是他在陳銳提供的資訊之外獲得的另一塊拼圖：沒有受過任何處分。
一個片警管著礦上週邊的村子，經手了那麼多可能引發糾紛的事，卻從來沒有受過處分。
要麼是他做事滴水不漏，要麼是他做的那些事從來都不會被人追究。程立傾向於後者。
金竹山煤礦是鄧老虎的地盤，在那片區域當片警，如果和鄧老虎沒有關係，不可能待八年不出事。
而一旦和鄧老虎有了關係，那些該出警不出警、該記錄不記錄的事，就不會有人追究了。
他把劉建武的資訊和陳銳的資訊拼在一起，劉保國的輪廓逐漸清晰了。
這個人不是職業罪犯，他只是一個在礦上當了十二年片警的普通民警，在灰色地帶待久了，慢慢被染成了灰色。
他被鄧老虎打過也好、收了鄧老虎的好處也好，說到底，他只是鄧老虎那條線上一個不起眼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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