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三號樓第三會議室的窗簾拉得很嚴實，只留了頂上一條縫。下午兩點整的陽光從那條縫隙斜射進來，在深紅色的地毯上切出一道刺眼的光帶，空氣裡浮動著細小的塵埃。
多傑坐在長方形會議桌的一側，面前放著一杯沒有動過的礦泉水。他的對面坐著三個人。
正中是省委副書記王振邦。五十多歲，鬢角已經花白，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白襯衫的領口扣得一絲不苟。他的坐姿很端正，雙手平放在桌面的筆記本上，手指修長，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
左邊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幹部，面前擺著錄音筆和厚厚的記錄本，鋼筆已經擰開了筆帽。右邊稍年長些，四十歲左右，正在除錯一臺小型攝像機，鏡頭正對著多傑。機器發出低沉的嗡鳴，紅色的指示燈亮著。
“多傑同志，我是省委王振邦。”王振邦開口，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清晰平穩，“現在代表省委對你進行談話。旁邊這兩位是省紀委的同志，負責本次談話的記錄工作。”
他頓了頓，目光透過鏡片看向多傑：“為了確保事實清楚，也為了對你我雙方的保護，本次談話將全程錄音錄影。你是否明白？”
多傑點頭：“明白，王書記。”
“好。”王振邦翻開筆記本，裡面夾著幾頁材料，“現在請你如實講述此次事件的詳細經過，以及前因後果。從最開始說起。”
攝像機紅燈閃爍。記錄員的筆尖懸在紙面上方。
多傑沉默了幾秒。他看了一眼那臺攝像機，又看了看王振邦平靜的臉，然後開始說話。聲音不高，但很穩。
“事情要從1994年冬天說起。”他說，“那年我在巡山隊當隊長。十二月底，我們在楚瑪爾河上游巡邏時，發現了十三具被剝了皮的藏羚羊屍體，血還沒完全凍住。追蹤了三天，找到一個小型盜獵團伙，五個人，三支獵槍。交火時，我們一個隊員被打傷了腿。”
他停了一下，好像在回憶那個冬天的寒冷：“那次我們繳獲了一百五十四張皮子。但後來才知道，那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盜獵網路，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
王振邦安靜地聽著，手指在筆記本邊緣輕輕敲了敲，示意繼續。
“95年開春，情況更糟。”多傑繼續說，“除了盜獵的，又來了撈滷蟲的和淘金的。楚瑪爾河支流的鹽湖區，一晚上能有幾十號人，點著汽燈，用最原始的方法篩金子。他們破壞草皮，汙染水源，和盜獵的互相掩護，形成了三條完整的產業鏈。”
會議室裡只有多傑的聲音和記錄員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
“那時候縣裡什麼情況？”王振邦問。
“窮。”多傑回答得很直接，“瑪治是純牧業縣，90%的財政收入靠牧業稅。但草場退化嚴重，牛羊數量連年下降，牧民收入低，稅收收不上來。縣財政最困難的時候，工資都發不出來，拖欠了四五個月。”
他看了一眼攝像機：“巡山隊更慘。全隊八九個人，只有7支老式步槍，子彈按顆數著用。一輛北京吉普開了十幾年，三天兩頭趴窩。有時候追盜獵的車，追到一半車壞了。油沒了，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跑掉。”
記錄員快速記錄著。年輕的那個偶爾抬頭看一眼多傑，眼神複雜。
“這種狀況持續到去年夏天。”多傑說，“六月份，陳星來了。一開始他只是個遊客，在無人區迷了路，被我們救出來。後來他留了下來，說要要在這裡做點事。”
王振邦翻了一頁材料：“就是你之前彙報過的旅遊公司。貿易公司那些？”
“對。”多傑點頭，他留下來後加入巡山隊和我們一起巡山，隔了幾個月才說“他父親是上海的企業家，有資金，有渠道。陳星先投了旅行社，開了博拉木拉外圍的旅遊線。接著是手工藝工作室，收牧民的羊毛和牛絨，教阿媽們做精品。然後是貿易公司，把高原特產賣出去。最後是朗瑪廳，給年輕人一個晚上可以去的地方。”
他頓了頓：“這些事單獨看，都是好事。但合在一起，就動了某些人的蛋糕。”
“怎麼說？”王振邦問。
“旅遊線一開，巡山隊進出保護區的頻率增加，盜獵的作案空間被壓縮。貿易公司高價收羊毛，牧民願意好好放牧剪毛，就不願意冒險幫盜獵的藏皮子。運皮子。朗瑪廳一開，年輕人晚上有地方唱歌喝酒，就不去鹽湖撈滷蟲賣命。”
多傑的聲音還是平穩的，但語速稍微快了一點：“三條產業鏈的人力來源，都被陳星在不知不覺中抽走了。今年九月的統計，盜獵團伙收上來的皮子，比往年同期少了40%。滷蟲和沙金的產量，也少了將近一半。”
王振邦摘下眼鏡，用絨布擦了擦鏡片，又重新戴上：“所以他們就對陳星下手？”
“不是直接下手。”多傑說，“他們先建了五個固定據點，把之前的流動作業改成定點囤積。這是準備長期對抗的訊號。然後，十月初，陳星在勘探新旅遊線路時，遭到了有預謀的伏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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