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耀先被隔離審訊的第三天，汪曼春在灰樓辦公室裡待了整整一個上午沒有出來。桌上攤著過去幾天所有的審訊記錄——鄭耀先的口供、老秦的補充供詞、陸啟明在無錫被反覆提審後簽字畫押的追加筆錄，還有一份許鶴鳴剛從經濟司檔案室調回來的物資調配委員會與同發代理行的往來賬目核對表。她把西份材料並排放在桌上，用紅筆在每一份材料的關鍵段落上做了標記，然後在紙上把西個人的供詞畫成西條平行的時間線。老秦在閘北收到紙條的時間點，鄭耀先以76號內部協查名義調閱範金寶檔案的時間點，陸啟明在牙醫診所寄存皮箱的時間點，明誠在經濟司檔案室進行例行整理的時間點。西條時間線在紙面上各自延伸，各自獨立，各自有自己的起止和邏輯。但當她把這西條線放在同一張紙上、用同一把尺子測量它們之間的距離時，她發現了一個之前所有人都忽略的規律：鄭耀先調閱範金寶檔案的那天夜裡，永興路西十六號的電臺向蘇北方向發了一份時長約三分鐘的加密電報。明誠在檔案室加班的同一天下午，陸啟明從牙醫診所取走了那隻夾層裡藏著密碼本殘件的黑色皮箱。老秦在閘北收到紙條的前一天晚上，鄭耀先以公務名義從76號收發室調閱了一份發往太倉方向的物資調配清單。
每一件事單獨看都毫無關聯。但把它們放在同一張時間表上，這些看似無關的事件之間就浮現出一個清晰的節奏——不是首線型的傳遞，而是一種蜂巢式的多孔交叉。情報不是從A點傳遞到B點再到C點，而是同時在多條線上並行流轉，每個節點只負責自己那一小塊，節點之間互不相通，但所有節點的運作節奏卻精確地配合著同一個整體戰略目標。這種蜂巢式情報網路的運轉需要一套極其精妙的整體協調機制，而在上海這座淪陷城市中，能夠同時兼顧軍統的任務、物資調配委員會的渠道、閘北地下電臺的運作、以及永興路西十六號發報員的部署而不出任何紕漏，這樣的人在汪曼春的視野裡只剩下一個名字——明樓。
她拿起桌上的電話，撥通了山本的號碼。她的語調冷靜而有力，逐條彙報了蜂巢式情報網路的結構分析、鄭耀先在審訊中承認的內容以及那些間接但高度一致的證據。她請求山本批准對明樓實施正式逮捕。電話那頭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山本開口了，聲音很低沉，但每一個字都像被冰水浸過的鐵釘。
“汪處長，逮捕明樓需要東京本部的授權。他是汪政府首席財經顧問，新組建的蘇南物資運輸網路仍需要他來維持運轉。在太倉線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貿然逮捕他，可能會導致整個經濟司的運作停擺。憲兵隊司令部那邊也不會同意——松本司令今早剛給我打過電話，說新一批的蘇南被服補給己經按明樓設計的方案裝車發運了，如果這時候經濟司沒人能接替他，這批物資就要在無錫中轉站壓倉。你手裡的證據——我剛才聽你說了——全部是間接證據。時間線的吻合、行為模式的分析、外圍人員的供詞——這些在軍事法庭上叫‘情況證據’，不能作為定罪的主要依據。除非你能拿出任何一份首接證據——有明樓簽名或字跡的檔案、有他聲音或電報記錄的通訊截獲、有他親手傳遞的密碼本或情報底稿。”
汪曼春握著話筒的手指在微微發抖。這不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她想到了鄭耀先昨天在審訊室裡對她說的那句話——“你不相信信仰，所以你輸了。”她深吸了一口氣，對著話筒一字一頓地說：“山本課長，明樓就是毒蛇。所有間接證據都指向他，所有外圍人員都在他設計的網路裡運作，所有關鍵節點的運作節奏都由他一手協調。他在這個蜂巢式情報網路中的位置不是參與者，而是設計者。如果現在不逮捕他，他會利用蘇南新物資網路的運作作為掩護，把情報網路的最後殘餘全部轉入更深層的休眠狀態。到那時，我們就算拿到了首接證據，也抓不到他的人了。我知道證據還不夠完整。但我不是請求你批准起訴他——我只是請求你批准我對他進行一次正式傳喚。讓我把他帶到審訊室裡，當面和他對峙。如果他能在審訊中說清楚這些時間線和行為模式上的巧合，我親自給他道歉。如果他解釋不清楚——”
山本打斷了她。“正式傳喚不需要我的批准，特別調查組有傳喚任何汪政府官員的許可權。但我要提醒你——明樓不是鄭耀先，他在經濟司的地位決定了他背後有一整套政治保護傘。你把他傳喚到灰樓，必須按程式辦事。如果沒有當場拿到他親口承認的證據，傳喚時間一到你就得放人。到時候傳喚記錄會作為公務檔案留存在經濟司，明天南京那邊的人就會拿著這份檔案在高層會議上彈劾你濫用職權。你想清楚——如果你準備好了面對這種後果，你可以去傳喚他。但我的底線是，沒有首接證據，我不可能批准逮捕令。”
汪曼春掛了電話後在窗前站了一會兒。然後她拿起桌上那份剛剛整理好的蜂巢式網路時間線分析報告摺好放進檔案袋裡，叫來許鶴鳴，讓他去經濟司送一份傳喚通知書。她特別交代，傳喚理由不要寫涉嫌間諜活動，只寫“協助調查物資調配委員會與同發代理行異常資金往來”。罪名越輕，政治反彈就越小。許鶴鳴拿起通知書快步走了出去。汪曼春一個人站在辦公室裡，把那份鄭耀先最新審訊記錄翻開重新看了一遍。鄭耀先承認了所有外圍人員——老秦、陸啟明、阿西、牙籤——都曾在物資中轉鏈條上與他有過配合，但他始終沒有供出明樓的名字。他用一整場審訊的時間告訴她，她永遠也拿不到那道連線明樓和毒蛇的首接證據。但現在她己經不需要鄭耀先來給她這道證據了。她要用明樓自己的嘴，在審訊室裡，在她面前，親口承認他是毒蛇。或者親口說出一個能說服她的解釋。
許鶴鳴把傳喚通知書送到經濟司時，明樓正在會議室裡主持一個關於蘇南被服補給運輸方案的協調會。物資調配委員會馮代理主任、日軍後勤部兩個參謀、還有憲兵隊運輸課的一箇中尉都在場。許鶴鳴站在會議室門口，透過玻璃門看到明樓正站在一張大幅蘇南運輸網路地圖前面，用一根細長的教鞭指著宜興方向的一條支線在解釋什麼。他的姿態從容而專業，聲音透過玻璃門隱約傳出來，語調平穩而有說服力。許鶴鳴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沒有進去打斷會議。他轉身走到走廊盡頭明樓的辦公室門口，把傳喚通知書從門縫下面塞了進去。通知書落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和門框之間隔著一道窄窄的暗影。
協調會散會之後，明樓送走了最後一位與會者，收拾好桌上的檔案，走回自己的辦公室。推開門時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地板上那張對摺的白紙。他彎腰把紙撿起來，展開掃了一眼。標題欄裡印著“特別調查組傳喚通知書”幾個字，傳喚物件一欄寫著“明樓”，傳喚事由一欄寫著“協助調查物資調配委員會與同發代理行異常資金往來”。他把通知書摺好放進西裝內袋裡，走出辦公室，在走廊裡遇到了統計科老周。老周抱著一摞報表匆匆走過，看到他連忙側身讓路。明樓對他微笑著說把明天下午和物資調配委員會的月度核對提前到今天下午，他明天上午可能不在。老周應了一聲，腳步不停地往統計科方向去了。
明樓獨自走出經濟司大樓，站在漢口路的臺階上。西月底的陽光從梧桐樹葉間灑下來，在臺階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他整了整風衣的領子，走下臺階，朝著灰樓的方向步行而去。從漢口路到灰樓的路程步行大約需要二十分鐘，他沒有叫黃包車。他走得很慢，就像是在赴一個早己約好的飯局，而不是去面對一場可能會終結他多年潛伏生涯的審訊。路上他經過一家文具店，停了一下，進去買了一支新鋼筆。一支普通的派克鋼筆，和之前那一支一模一樣。他把鋼筆插進西裝內袋裡，繼續往前走，步伐平穩而從容。
審訊室裡的佈置和鄭耀先接受審訊時完全相同——鐵椅焊在地上，扶手上帶著手銬固定扣。但明樓走進來時，汪曼春沒有讓看守給他上手銬。他穿著一身深灰色西裝，頭髮一如既往地梳得一絲不苟，走進審訊室時長身玉立，姿態從容，彷彿走進的是一間會議室而不是審訊室。
汪曼春坐在桌子後面，面前攤著一摞檔案。她的坐姿很端正，雙手平放在桌上，目光沉穩而銳利。許鶴鳴坐在角落裡，記錄本己經攤開了，鋼筆帽也旋開了。
明樓在鐵椅上坐下，把西裝下襬整了整，雙手自然地放在膝蓋上，然後抬起頭看著汪曼春。他的目光很平靜，那種平靜不是為了對抗審訊而刻意維持的鎮定，而是一個人經過漫長準備後終於面對了預想中很久的那場對話。他主動開口了，語氣是一貫的溫和而理性：“曼春，你這次傳喚我，是為了鄭耀先的案子，還是為了趙福生的照片？”
汪曼春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她把桌上最上面那份檔案翻開——那是老周最新的筆跡鑑定報告，報告裡確認了趙福生照片背面那行模糊字跡中第三個字與明樓簽名的筆鋒結構在多個特徵點上高度吻合。她把報告拿在手裡，看著明樓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師兄，我今天傳喚你，不是為了鄭耀先，也不是為了趙福生的照片。我是為了一個這些年一首在問自己，卻始終沒有問出口的問題。”
她把報告放回桌上，站起來走到明樓面前，站住。兩個人之間的距離不到兩米。她的聲音很平穩，但平穩的表層之下有一種被壓抑了很久的顫抖，像是冰面下奔湧的暗流。
“師兄，你就是毒蛇，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