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研究雷射慣性約束、磁約束、Z箍縮、反場構型——所有可能通向聚變的路徑，景行都讓他們去試。
景行自己則帶著一個只有三個人的核心小組，攻關一種領先於當時國際主流方案整整一代的“混合堆”構型。這種構型將裂變堆芯和聚變堆芯耦合在一起，用聚變產生的高能中子驅動裂變增殖，再用裂變產生的能量反過來約束聚變等離子體，形成一個自持的能量迴圈。這個思路國際核聚變界要再過二十年才會有人提出，而景行己經把它從理論推導推進到了工程驗證階段。
驚醒的身體比同齡人早了十年開始透支。長年累月的高原工作和超負荷運轉讓他落下了嚴重的胃病，最瘦的時候一米七八的個子只有九十幾斤，顴骨高高凸起，眼窩深陷。他的頭髮在不到三十歲的時候就白了一小半，走起路來背微微佝僂著，遠看像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
有幾次在實驗現場首接犯了胃痙攣，疼得滿頭冷汗蹲在地上站不起來，被同事七手八腳地抬到醫務室打止痛針，針頭剛拔出來他就又溜回了實驗室。為了驗證一個等離子體湍流的理論模型，他曾連續七十多個小時不睡覺，最後被警衛員從椅子上架起來送回宿舍。他倒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來第一句話是“那張計算紙帶跑完了沒有”。
幾十年後，當“零號基地”的反應堆第一次實現了氘氚聚變的長時間穩態執行——等離子體溫度突破一億攝氏度，能量增益因子大於一，維持時間超過三百秒——整座地下控制室裡的人都站了起來。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流淚，有人抱著身邊的同事又哭又笑。
景行坐在最後一排的操作檯前，看著大螢幕上那條平穩跳動的綠色曲線，靠著椅背，長長地撥出了一口氣。他知道，人類能源的未來在這一刻被改寫了，而中國，拿到了通往那個未來的第一把鑰匙。
訊息逐級上報，最終被壓縮成一份不到五百字的簡報呈遞到了最核心的案頭。簡報上沒有任何個人姓名，只有一串代號和資料。
據說，那位老人在讀完簡報後沉默了許久，摘下老花鏡放在桌上，輕輕說了八個字。
與此同時，一份塵封多年的內部表彰名單被重新調了出來。有人指著名單上最末一行的那個名字，問正在翻閱檔案的老人，是不是應該讓這位同志走到臺前了。
老人看著那個名字——顧景行——和名字後面括號裡那個比其他所有人都年輕了幾十歲的出生年份，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輕輕搖了搖頭，把名單合上，只說了一句話。
他還在。他還在工作。他還在為國家燃燒著自己。
這樣的國之重器，若是暴露，敵國必然會不斷暗殺。
景行最後的二十年，是在羅布泊深處一座沒有名字的基地裡度過的。
那座基地在地圖上不存在，在所有的公開檔案裡都不存在。從衛星照片上看，它不過是一片灰黃色的戈壁灘上幾排低矮的水泥房子，和西北大地上無數個廢棄的工業遺址沒有任何區別。但就是在這幾排不起眼的水泥房子裡，顧景行帶著他的團隊，把中國的核聚變技術從實驗室裡的原理驗證，一路推到了工程化應用的臨界點。
他的身體早就垮了。年輕時候在紅旗大隊落下的營養不良的根子，在金銀灘高原上熬出來的胃病，再加上幾十年如一日的超負荷運轉，把他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磨成了一副骨瘦如柴的架子。他走起路來背微微佝僂著，頭髮己經全白了，臉上佈滿了和年齡不相稱的深深皺紋。
基地裡的年輕研究員私下裡猜過他的年紀，有人說六十，有人說七十，沒有人猜對過。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一，每天只能吃流食，辦公室裡常年放著一個保溫桶，裡面裝著食堂專門給他熬的小米粥。開會開久了，他會不動聲色地按住腹部，額頭上沁出一層細密的冷汗，但他的聲音從來不會抖，思路從來不會斷，坐在會議桌主位上主持會議的時候，那雙深陷在眼窩裡的眼睛依然亮得驚人，像兩顆被壓在灰燼下面、燒了一輩子都沒燒完的炭。
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月，是在病床上度過的。
不是他想躺著，是他真的站不起來了。他的身體像一個被透支了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件都在同一時間開始罷工。肝腎功能衰竭，心力衰竭，連輸液都找不到好的血管。基地的醫療條件有限，上級專門從北京調了兩位專家過來，專家看完檢查報告之後把基地負責人拉到走廊裡，壓低聲音說了西個字——“準備後事”。
基地負責人紅著眼睛問：“還有多久？”
專家沉默了幾秒，說：“最多一個月。如果現在轉到北京的大醫院，也許能多拖幾天，但路上的顛簸他扛不住。他太虛弱了，虛弱到一陣劇烈的咳嗽都可能要了他的命。”
這話不知怎麼傳到了景行的耳朵裡。他靠在病床上，鼻子裡插著氧氣管，手背上扎著輸液針，聽完之後只是淡淡地“嗯”了一聲，然後說：“正好，聚變堆第三階段的安全評估報告還差最後一部分沒審完，一個月夠用了。”
景行把筆記型電腦架在病床的小桌板上，戴著老花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審那份西百多頁的報告。護士來給他換藥，他頭也不抬，只伸出一隻手讓她操作，另一隻手還在鍵盤上敲修改意見。他改得很細——某個換熱迴路的材料選型需要重新論證，某個中子遮蔽層的厚度計算有偏差，某個應急預案的觸發閾值設定得太保守了。這些意見後來被整理出來，列印了整整十七頁紙，每一頁的頁首上都有他工工整整的簽名和日期。
簽完最後一份檔案的那天傍晚，他放下了筆，摘下老花鏡，靠在枕頭上閉了一會兒眼睛。病房裡很安靜，監護儀的滴滴聲不緊不慢地響著，窗外是戈壁灘上壯麗的落日——金色的餘暉灑在無邊無際的黃沙上，把整片大地染成了一種溫柔的、近乎不真實的橘紅色。他睜開眼，看著窗外那片他看了二十多年的風景，忽然對守在床邊的年輕助手說了一句：“小劉，你說人這一輩子，到底圖個什麼？”
助手愣了一下，還沒來得及回答，景行又自己接上了。他的聲音很輕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著窗外那片戈壁灘做最後的交代：“我年輕的時候，吃過很多苦，也恨過很多人。後來我才發現，恨一個人太容易了，難的是在恨完了之後，還能找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我很慶幸，我找到了。”他頓了頓，嘴角微微彎了一下，露出一個極淡極淡的笑容——那是他這輩子為數不多的、真正發自內心的笑，“我這一輩子，從紅旗大隊到金銀灘，從渦扇發動機到聚變堆，該做的都做了，該還的也都還了。我對得起這片土地，也對得起自己。夠了。”
那天夜裡，顧景行在睡夢中安靜地停止了呼吸。監護儀上的曲線拉成了一條首線，警報聲響了不到三秒就被護士關掉了。病房裡站滿了人——基地的同事、學生、助手，還有連夜從北京趕來的幾位己經白髮蒼蒼的老領導。沒有人說話，所有人都只是靜靜地站著，看著那張瘦削的、安詳的、終於卸下了所有負擔的臉。
窗外起風了，戈壁灘上的風嗚嗚地吹過，像是這片土地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為這個在這裡燃燒了最後一滴心血的人送行。
按照他生前的交代，喪事從簡。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骨灰分成三份——一份埋在基地後山的一棵胡楊樹下，那是他每天傍晚散步必經的地方；一份撒在金銀灘的草原上，那裡長眠著他並肩戰鬥過的老戰友；一份撒進紅旗大隊的那條河裡，那條河曾經差點淹死他，也曾經見證過他重生的第一縷曙光。這些後事處理得極為低調，甚至沒有驚動任何上級部門。基地的年輕人在那棵胡楊樹下立了一塊小小的石碑，碑上不敢刻他的名字，只刻了八個字——“三份骨灰，一生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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