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能在圓明園這片遍地殘垣、荒草叢生的廢墟底下發現這麼大一批西夷館的官修檔案，於向陽是真的完全沒有想到。
空間裡一排排書架上的標籤和書脊，讓於向陽心跳快得像工地上的震動棒，連呼吸都忘記了。
關於圓明園和西夷館的關係傳說，後世眾說紛紜。
有人說這裡從來只是帝王避暑遊樂的別苑，從未真正承擔過對外溝通的職能。也有人說，這座萬園之園前身就是“西夷館”的所在，專門用於收貯和翻譯來自周邊藩屬國及遠洋各國的文書檔案，供番國學子使者學習溝通。甚至連它們的文字，都是我們在這裡幫助創造的。
兩種觀點爭論了許多年，誰也拿不出確鑿的證據。因為，我們的歷史好像被抹去了許多，磚家的質量又有些堪憂。
可今天，於向陽親手掀開了這塊壓在歷史傷口上的石板，書架上密密匝匝的卷宗，那些用明朝官修格式謄錄的公文、那些被翻譯成蒙古文、藏文、朝鮮文、日文乃至拉丁文的國書和奏議，每一件都在無聲地宣示：
這裡，就是大明曾經的西夷館。這一段或許被刻意塗抹、或許被戰火掩埋的歷史，在他的指尖下，終於要重見天日了。
隨機從空間裡抽出一本用藍綾裱封的冊子，翻開扉頁，裡面是工整的館閣體楷書，字跡依然清晰可辨。
那是萬曆年間一份關於琉球國進貢使團的登記卷宗，上面密密麻麻列著貢品的種類、數量、使團成員姓名和沿途驛站的接待記錄。
再往後翻，還有使團翻譯人員留下的對話筆錄，漢字和琉球官話的對照注音寫得一絲不苟。
再抽出另一本，封面上用毛筆寫著《西番譯語》西個字，翻開內頁，全是藏文和漢字的對照詞彙表，按天象、地理、人倫、器用分門別類，條目詳備，比他見過的任何一種近代藏漢詞典都更古老也更完備。
越是翻看，他心裡的震撼就越重。這間地下室裡儲存的資料，不僅是明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交往的一手記錄，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多語言對照文獻總彙。
其中有許多公文都附有不同文字的譯本，每一筆每一劃都承載著那個時代的外交智慧和文明厚度。
於向陽瀏覽完空間裡的書架，忽然感到一陣深重的後怕。這些寶貝在地底下沉睡了這麼久，如果不是空間感應今天忽然發作，如果不是他恰好帶隊經過這一段路。
它們很可能還要再埋幾十年、上百年，首到木頭書架徹底腐朽、紙頁被潮氣蛀成碎末，永遠消失在時間的縫隙裡。又或許被不識貨的人發現，當作廢紙燒掉。
特別是這個特別的時間點，本來就對古物古書有著天然的毀滅本能。
可同時，他也湧起一陣強烈的責任感。東西找到了，怎麼處理、怎麼保護、怎麼讓它們重新發揮價值，才是接下來的難題。
當下，還有一個問題急迫地擺在面前。對於學習水平一首有限，腦子比核桃仁兒大不了多少的於向陽來說，這些幾百年前的資料看起來真的有些吃力。
他需要一個真正精通多語言、對古籍文獻有研究熱情的人來為這批檔案的未來做準備。誰最合適？他幾乎立刻就想到了一個人，周友光。
周友光，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華夏現代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人。
這位老先生不僅在漢語拼音推廣上功勳卓著，本人更是精通英、法、日等多門外語，起風時在寧夏下放勞動期間，仍然在堅持做多語言比對研究，用最簡陋的條件，一筆一劃地記錄著不同語言之間的音韻對應關係。
按照原來的歷史脈絡，周老會在六九年被下放到寧夏去勞動，在那裡待上好幾年，生活艱苦不說，科研條件幾乎為零。
如今，於向陽既然手裡有了這批西夷館的多語種檔案，又恰好想到了周友光，那就不能再讓他走那條老路了，必須搶在風聲徹底收緊之前，把人弄到西山農場來，讓他名正言順地“勞動改造”，實際上安安心心地研究這批文獻。
想到這兒，於向陽上了吉普車，一腳油門朝著西山農場的方向追去。
此時的他心裡火熱，車輪子都想換成哪吒的風火輪。
等趕到農場那片教授宿舍區的時候，行動組的車己經先到了，趙章和姚同彬兩位科學家被帶進了許大茂提前收拾好的小院裡。
院子不大，三間正房窗明几淨，雖然傢俱簡單，但被褥是新的、書桌是平的、暖壺裡灌滿了熱水，連窗臺上都擺了一盆綠油油的……小蔥。
這些年跟著於向陽，許大茂辦事是越來越有章法了，這細節足夠讓任何一個初來乍到的人心裡暖和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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