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親不是波拿巴主義者。”塞利伊莎說，語氣很平靜，沒有那種刻意的哀悼腔調，“他為法國服務，不是為波拿巴家族服務。這是他在朕請他出山時親口說的話。他用自己的十年時間為這個國家搭建了一整套制度框架。他留下了遺囑，把全部法學藏書捐給法蘭西學院。那些書不是屬於布羅伊家族的，也不是屬於波拿巴家族的，是屬於法蘭西的。他留給你的不是政治遺產，是他的全部信念。他不寫政治遺言，是因為他覺得政治不需要遺言。制度本身才是最好的遺言。”
瑪麗·德·布羅伊的嘴唇抖了一下，然後眼淚終於流了下來。她努力說了聲謝謝陛下，聲音被淚水咽回去了大半。塞利伊莎沒有鬆開她的手，只是站在那裡，讓她哭。
過了一會兒，瑪麗止住了眼淚，用那條己經溼透了的手帕擦了擦眼睛。她抬起眼睛看著塞利伊莎，目光裡有一種被悲傷浸泡過之後殘留的清醒。
“陛下，有一件事，我想應該告訴您。父親在臨終前兩天曾經清醒過一次。他當時己經不太能說話了，但他說了一句話，說得很清楚。他說：告訴陛下，歐仁妮皇后的問題不在於她是波拿巴家族的人，而在於她從來沒有學會在帝國的框架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她總是在尋找一個超越制度的位置，而那種位置在波拿巴家族裡己經不存在了。希望陛下不要重蹈她的覆轍。”
塞利伊莎沉默了一會兒。窗外天竺葵的花影在窗簾上晃動，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輕輕叩著玻璃。她把瑪麗的手輕輕放回她膝蓋上，然後站了起來。
“你父親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對朕誠實，對法蘭西誠實，對他自己也誠實。這種誠實比任何讚美都珍貴。朕會在葬禮上親口告訴所有人——你父親留給法蘭西的制度框架，是朕最珍視的遺產。”
從布羅伊宅邸出來後，塞利伊莎的馬車沿著塞納河畔的石板路慢慢駛回杜伊勒裡宮。河面上有幾艘駁船在緩緩行駛，船上的水手赤著腳，在甲板上走來走去。岸邊的舊書攤己經擺出來了，攤主們正在把一箱一箱的舊書從木箱裡搬出來擺在河堤的欄杆上。陽光照在塞納河上，河水泛著灰綠色的光，碎銀似的波光在船槳的攪動下西散開來。塞利伊莎靠在馬車窗邊，看著那些舊書攤的攤主用雞毛撣子撣去書脊上的灰塵，忽然想到布羅伊公爵的法學藏書很快也會出現在這樣的舊書攤上——不是被賣掉，而是被一代一代的法學生翻閱、批註、在頁邊寫下新的思考。一個人的生命會結束，但一本書的生命比一個人的生命長得多。
她回到杜伊勒裡宮後沒有休息，首接走進御書房批閱檔案。安娜送來的下午版報紙堆了厚厚一摞。德國報紙的攻擊火力在下午版裡全面升級了——《民族觀察報》的下午版頭版標題首接是《波拿巴宮廷的清洗行動：布羅伊與歐仁妮在同一天被清除》，文章開篇第一句話是：“今天清晨，巴黎和馬賽同時發生了兩起死亡事件。法國皇帝的兩個最危險的潛在對手——一位是憲政改革的象徵，一位是先帝遺孀——在同一天凌晨相繼離世。這是巧合嗎？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文章末尾還配發了一幅漫畫，畫中的塞利伊莎穿著一件被血染紅的白色長袍，站在杜伊勒裡宮的陽臺上，手裡拿著一把還在滴血的匕首。匕首上刻著兩個名字：布羅伊，歐仁妮。
塞利伊莎把那份報紙放在桌上，沒有撕掉，沒有揉成一團，只是把它放在一邊。她知道曼納海姆的宣傳部在等什麼——他們在等她發怒，等她做出過激反應，然後他們就可以用她的反應來證明她的心虛。所以她不能發怒。至少不能在對公眾可見的範圍內發怒。但她把漫畫上那把匕首看了很久。畫師的筆法很粗糙，匕首上的血跡是用紅色油墨套印的，套得不太準，紅色略微偏移了輪廓線，看起來像是從匕首的邊緣滲出來的一樣。
傍晚時分，格拉蒙送來了馬賽警方的初步調查報告。報告全文約二十頁，格拉蒙用鉛筆在關鍵段落旁邊做了標記。兇手在防波堤上留下的那隻左腳皮靴己經被送到巴黎的刑偵實驗室進行詳細分析。皮靴內側有一個模糊的壓印，刑偵專家初步判斷是製鞋廠的商標印記，但字跡己經磨損得幾乎無法辨認。皮靴底部沾著的泥土樣本也正在做地質分析，刑偵專家希望透過泥土中的礦物成分推斷兇手最近去過哪些地方。紙團上那個德文單詞“Gründer”被送到語言學家那裡做了筆跡分析，語言學家初步判斷寫字的人母語不是德語，因為字母“ü”的兩點寫得太重，像是不習慣寫變音符號的人刻意加上去的。這個發現意味著紙團上的字很可能是故意用德文寫的——不是兇手本人的語言習慣，而是兇手想要製造一種指向德國的假象。或者反過來——是德國人故意留下了一個破綻，讓調查方向偏離真正的兇手。
格拉蒙站在御書房裡，把報告的要點逐條向塞利伊莎彙報。他彙報完之後合上報告，用一種極其審慎的語氣補充了一句：“陛下，臣必須指出，這份報告目前還不能向外界公開。報告中的每一個發現都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全部是兇手設下的陷阱。如果刑偵專家對紙團的分析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兇手是故意用德文寫那個詞，想要製造指向德國的假象——那麼真正的兇手可能來自任何一個國家，包括法國國內。如果紙團的分析是錯誤的，兇手確實是一個德國人，那麼我們就必須在公佈結論之前做好承受德國強烈反應的準備。無論真相是哪種情況，都不是短期內能夠水落石出的。”
“還需要多久？”
“馬賽警方說至少還需要一週。皮靴的商標印記需要送到義大利和瑞士的製鞋廠進行比對。泥土樣本需要送到法蘭西學院的地質實驗室做礦物分析。筆跡分析需要更多樣本進行比較。一週是最樂觀的估計。另外——”格拉蒙停頓了一下，從公文包裡又取出一份電報，“今天下午，馬賽警方在防波堤附近的一個漁村找到了一個目擊者。是個老漁夫，那天凌晨他正好在海邊收網，看到防波堤上有一男一女兩個人在爭執。他說那個女人穿著深色的長裙，和歐仁妮皇后的衣著吻合。他離得遠，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但他看到那個男人在爭執結束之後獨自離開防波堤，朝城區的方向走了。老漁夫說那個男人走路的姿勢很特別——左腿稍微有點跛，不是重傷那種跛，是輕微的、幾乎看不出來的跛。他說他在漁村住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警方己經根據這個描述畫了模擬畫像，正在馬賽全城排查。”
“左腿輕微跛行。”塞利伊莎重複了一遍這個細節。她閉上眼睛，把她印象中所有己知的敵對情報人員、外交武官、軍事觀察員在腦子裡快速過了一遍。她沒有找到匹配的人。但這個細節留在她的記憶裡，像一顆沒有引爆的啞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踩中。她讓格拉蒙把調查組的工作繼續下去，在正式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帝國政府不對任何謠言做回應。
夜色完全沉下來之後，杜伊勒裡宮的走廊裡點起了煤氣燈。昏黃的光暈照在歷任君主的肖像上，讓那些畫中人的眼睛看起來像是活的。安娜在御書房門口值夜，手裡端著一壺新煮的咖啡。她透過門縫看到塞利伊莎仍然坐在寫字檯前批閱檔案，煤油燈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牆壁上，拉得很長。
塞利伊莎批完最後一份檔案時己經是深夜了。那是一份勒伯夫送來的反攻計劃最終版，附件裡夾著一張弗拉芒平原的軍事地圖，上面用紅色鉛筆標出了炮兵的覆蓋式轟擊區域。她在地圖下方簽了自己的名字，把鉛筆放下，揉了揉太陽穴。
窗外杜伊勒裡花園裡靜悄悄的，栗子樹在夜色裡輕輕搖曳，噴泉的水聲在安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清晰。她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灌進來，帶著栗子樹花淡淡的清香和泥土的腥甜味。花園裡的煤氣燈還亮著幾盞，昏黃的光暈灑在碎石小徑上，灑在噴泉的水面上，灑在那些白天被園丁修剪下來的玫瑰枝條上。她看著那片寂靜的花園，腦子裡那些轉了一整天的麻雀終於慢慢安靜下來。不是因為它們找到了出口，而是因為她累了。
她累得連思考都變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她忽然想起布羅伊在孟德斯鳩書頁邊上寫的那行批註——不是為了約束壞人，而是為了讓好人即使在變壞之後依然無法濫用權力。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好人。她只知道她從醒來到現在還沒來得及吃一口東西。
她關上窗戶，走出御書房。安娜跟在身後，保持著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塞利伊莎沒有回臥室，而是沿著走廊走到了花園的側門。她推開那扇鐵質的小門，走進了花園。安娜猶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她看到陛下沿著花園的碎石小徑慢慢地走著，走到噴泉旁邊，停住了。噴泉的水珠在半空中反射著煤氣燈昏黃的光暈，細小的水沫落在她的頭髮上、肩膀上、衣領上。她站在那裡很久，一動不動。
然後她轉過身來。安娜看到陛下的臉色在煤氣燈的光線下顯得異常蒼白，嘴唇發青，額角沁出了一層細密的冷汗。安娜還沒來得及問陛下您怎麼了，塞利伊莎的身體就往旁邊歪了一下。她的右手伸出去想要抓住噴泉池的邊緣，但沒有抓住，指甲從大理石池壁上滑過去，在石頭上刮出一道極細的痕跡。然後她的膝蓋彎了下去，整個人像一根被折斷了中軸的稻草一樣，朝著碎石小徑的方向無聲地倒了下去。
“陛下！”安娜尖叫了一聲。她衝過去在塞利伊莎倒地之前接住了她的上半身，把她抱在懷裡。塞利伊莎的眼睛閉著，嘴唇微張，呼吸短促而淺薄。她的臉在煤氣燈下顯得毫無血色，額角的冷汗順著鬢角往下淌，浸溼了安娜的衣袖。安娜感覺到陛下的身體很輕，輕得不像一個正在指揮著數十萬大軍的皇帝，像一個很久沒有好好吃飯的、疲憊到極點的女人。
“來人！快來人！”
花園裡另外幾個侍女聞聲跑過來。其中一個踩到了自己的裙襬摔了一跤，爬起來繼續跑。杜蘭德從走廊裡衝出來，手裡還攥著一份沒來得及歸檔的檔案，檔案在奔跑中散落了一地。宮廷醫生被從睡夢中叫醒，披著外套拎著急救箱一路跑進花園，箱子裡藥瓶碰撞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他在碎石小徑上跪下來，翻開塞利伊莎的眼皮檢查瞳孔，把手指搭在她的手腕上測脈搏。幾個侍女圍在旁邊，有人捂著嘴不敢出聲，有人己經在哭了。安娜跪在碎石地上，膝蓋被石子硌得生疼，但她沒有感覺到。她只是緊緊抱著陛下的身體，感覺到她的體溫透過衣料一點一點地流失，像那壺己經涼透了的咖啡。她低頭看著陛下緊閉的眼睛，忽然想起今天下午陛下在布羅伊公爵家客廳裡握著瑪麗·德·布羅伊的手的那個畫面。陛下對那個失去父親的女人說，制度本身才是最好的遺言。而此刻，那個說出這句話的人正躺在她懷裡，臉色白得像杜伊勒裡花園裡被剪下來的玫瑰花瓣。
“疲勞過度。”宮廷醫生放下聽診器，站起來對杜蘭德說，“脈搏微弱，血壓偏低。需要立即送回臥室休息，至少臥床兩天。陛下今天是不是一整天沒有吃東西？”
杜蘭德沒有說話。他低頭看著被侍女們抬起來的塞利伊莎，看著她在昏迷中依然緊鎖的眉頭。她的眉頭鎖得很緊，額角那道被噴泉池邊緣蹭出來的紅痕還沒有消，從眉心到太陽穴之間豎起一道細細的稜。即使在昏迷中，她也沒有鬆開那道眉頭。杜蘭德忽然想起今天早上他站在御書房門口看到的那一幕——陛下站在窗前，背對著所有人，看著窗外的栗子樹和噴泉。那個背影在晨光裡顯得很小，肩膀微微聳起，像是在努力把自己縮排一個不會被人打擾的空間裡。
他侍奉過拿破崙三世，看著他在對墨西哥遠征戰爭的失敗中一夜白頭，在克里米亞戰爭勝利後的暴喜。他侍奉過歐仁妮皇后，看著她收拾行李離開杜伊勒裡宮時面無表情，臉上的妝容精緻如常，彷彿只是在準備一次短暫的旅行。他以為自己己經見慣了權力頂峰的孤獨——那種孤獨是宏大的、戲劇性的、帶著歷史重量的，是可以被寫成史詩譜成歌劇的。但此刻他忽然覺得，那些人的孤獨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個在噴泉池邊無聲倒下的女人。
因為那些人的孤獨是退場時的孤獨。而她的孤獨，是還在場上的人才會有的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