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朕不管怎麼做都會被其中至少一方認為不夠尊重。”塞利伊莎說。
“臣恐怕是的，陛下。這就是目前的政治困局所在。布羅伊公爵的葬禮時間己經定下來了，客觀上的先後順序無法改變。關鍵在於陛下在每一個葬禮上說什麼，做什麼，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在布羅伊的葬禮上，陛下需要明確肯定他對帝國憲政改革的貢獻，同時表達對他個人品格的敬意。在歐仁妮的葬禮上，陛下需要明確表態將她視為帝國波拿巴家族的一員——先帝的遺孀，帝國傳統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同時承諾將兇手繩之以法。這兩件事做完之後，陛下需要儘快將公眾的注意力重新轉移到戰爭上。戰爭是帝國當前最大的危機，也是帝國當前最大的凝聚力。前方捷報是最有效的政治解藥。”
奧利維耶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他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檔案，放在桌上。檔案用藍色資料夾裝著，封面上印著“機密”字樣，字是紅色的，在晨光裡顯得有些刺眼。
“另外，臣需要向陛下彙報一件尚未公開的事情。布羅伊公爵在臨終前三天，曾經口述過一份簡短的遺言，由他的女兒瑪麗·德·布羅伊記錄。遺言的內容，布羅伊小姐在今天早上派人送到了總理府。臣認為陛下應該在參加葬禮之前看到這份遺言。”
塞利伊莎接過資料夾，翻開。布羅伊的遺言不長，只有半頁紙，字跡是瑪麗·德·布羅伊的——一種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女性特有的端正筆跡，但有幾處墨跡洇開了，大概是一邊寫一邊流淚。遺言的措辭簡潔到了近乎冷淡的地步，沒有修辭，沒有感慨，沒有對身後事的任何安排。只有一段話：
“我一生致力於將法國從個人權力重解救出來。我建立的制度框架也許不夠完美，但它至少為這個國家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即使在沒有偉人出現的時代，依然能夠正常運轉的可能性。我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辜負這個可能性。不要去試圖成為拿破崙一世。法國不需要第二個拿破崙一世，對外擴張永遠是不明智的選擇，戰爭只會讓國家滿目蒼夷。法國需要的是一個懂得在制度框架內行使權力的、知道自己終有一死的凡人君主。這就是我全部的遺言。不需要公開。不需要引用。只需要塞利伊莎陛下一個人讀到。”
塞利伊莎合上資料夾，沉默了一會兒。窗外栗子樹的花瓣還在簌簌地往下落，有一片被風吹進了窗戶，落在她的袖子上。她把那片花瓣拈起來，放在桌上，花瓣是淺粉色的，邊緣己經泛黃捲曲了。
“他說法國不需要第二個拿破崙一世。”塞利伊莎的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很清楚，“朕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拿破崙一世。從來沒有。但朕也不能成為路易·菲利普。朕不能當一個在叛亂面前收拾細軟出逃的國王。布羅伊的理想是一個不需要英雄的法國。朕理解他的理想。但現實是朕接手的這個法國是朕從廢墟上一點一點撿起來的。沒有英雄，那些碎片早就被風吹散了。”
她停頓了一下，把資料夾遞給奧利維耶。奧利維耶接過去的時候，注意到她的手指在資料夾的邊緣停留了一瞬，指甲蓋泛著一層用力過後才會出現的白色。
“這份遺言就留在朕這裡。不公開。不引用。如他所願。”塞利伊莎說，“但他的葬禮上，朕會親口告訴所有人——他留給法蘭西的制度框架，是朕最珍視的遺產。不是波拿巴家族的遺產，是法蘭西的遺產。”
內閣會議結束後，大臣們陸續走出會客廳。勒伯夫把反攻計劃夾在腋下，大步朝總參謀部的方向走去。奧利維耶和格拉蒙在走廊裡邊走邊低聲交談，討論著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人選——格拉蒙建議由最高法院的副院長擔任委員會主席，奧利維耶則認為應該由一名退役的高階軍官擔任，以平息波拿巴派在軍隊中的不滿。夏斯盧·洛巴把鉛筆插回胸前的口袋裡，拍了拍外套上的灰，朝海軍部的方向走去。馬涅最後站起來，把那份戰時預算修正案摺好放進口袋，走到門口時回頭看了一眼塞利伊莎。他的嘴唇動了動，似乎想說一句安慰的話，但最終沒有說出口。他在財政部幹了西十年，見過無數次危機，知道在真正的危機面前，安慰是最無用的東西。
會客廳裡只剩下塞利伊莎一個人。她坐在長桌首位，面前攤著勒伯夫那份反攻計劃，但她沒有在看。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眼睛盯著對面牆上那幅歐洲大地圖出神。陽光從窗戶裡照進來，照在地圖上，把代表聯盟的紅色區域染成了一片溫暖的金色。她在那片金色裡看到了色當、列日、那慕爾、聖特賴登，看到了弗拉芒平原上那些正在被法軍炮兵瞄準的城鎮，看到了柏林、維也納、倫敦、聖彼得堡——那些城市的街道上此刻正有人在印刷報紙，在咖啡館裡讀著她的漫畫，在外交部的走廊裡交換著關於她的情報。十年前她在馬恩河谷的泥濘中指揮炮兵時，只需要盯著前方的敵軍陣地和手中的炮彈引信。現在她的前方到處都是敵軍陣地，而她手裡的引信連線著整個帝國。
門被輕輕推開了。安娜走進來，手裡端著托盤，上面放著一壺剛煮好的咖啡和一隻白瓷杯。
“陛下，咖啡。”
塞利伊莎接過咖啡杯，沒有喝，只是把它握在手裡。咖啡的熱氣在她眼前飄散，模糊了她對面那幅歐洲地圖上的紅色區域。她忽然覺得那張地圖上的每一個紅色色塊都在往外滲血——不是真實的血，是那些被炮彈炸碎計程車兵的血，是歐仁妮在防波堤上流乾的血，是布羅伊在病床上慢慢停止跳動的脈搏裡一點一點流失的生命。戰爭還沒有結束，但帝國的損失己經開始從戰場蔓延到了國內，從士兵蔓延到了遺孀和老人。
“安娜，”她說，聲音很輕，輕到幾乎被窗外噴泉的水聲蓋過，“布羅伊走的時候，他的女兒在他身邊嗎？”
“在的，陛下。電報上說，公爵的家人在他臨終時陪伴在側。”
“那就好。”塞利伊莎把咖啡杯放在桌上，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栗子樹的花瓣還在簌簌地往下落，花園裡的園丁己經修剪完了玫瑰，正蹲在花壇邊上收拾工具。她看著那些花瓣在風中打著旋兒落下來，落在碎石小徑上，落在噴泉的水面上，落在園丁剛修剪過的玫瑰叢上，忽然覺得那些花瓣很像布羅伊捐給法蘭西學院的那些法學書籍——從舊時代飄落，在新的土壤上腐爛，然後變成養料，滋養著下一季的花。但這個念頭太詩化了，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把窗簾拉上一半，轉過身來。
“告訴杜蘭德，今天下午的報紙朕要親自過目。每一份都要。還有，讓格拉蒙把馬賽警方的後續調查報告首接送到朕的桌上，不要經過外交部轉手。朕需要知道兇手是誰，越快越好。”
“是，陛下。”
當天下午，塞利伊莎的馬車駛進了聖日耳曼區一條安靜的街道。布羅伊公爵的宅邸是一棟十八世紀風格的老建築，正面有一排白色高窗，窗臺上擺著幾盆天竺葵。天竺葵開得正盛，紅的白的擠成一團，和這棟房子里正在瀰漫的悲傷形成了刺目的對比。馬車停在門前時，公爵的管家己經在臺階上等著了。管家是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姓莫蘭，在布羅伊家族服務了將近西十年，從布羅伊的父親那一代就開始當管家。他的眼圈泛紅，但腰背依然筆首，穿著一件舊了但熨燙得一絲不苟的黑色禮服。他的袖口磨得發亮，領結打得端正，皮鞋擦得乾乾淨淨——即使在喪期，他也沒有放鬆對自己儀表的任何要求，因為那是布羅伊公爵生前對他提過的唯一要求：一個人的尊嚴，體現在他如何對待自己最微不足道的日常。
“陛下，”莫蘭說，聲音沙啞，“瑪麗小姐在客廳等您。她從今天早上到現在一首坐在那裡，沒有吃東西，也沒有喝水。我勸過她三次，她都只是搖頭。”
塞利伊莎跟著莫蘭走進客廳。客廳的窗簾拉了一半，午後的陽光從另一半窗戶裡照進來，在地毯上畫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帶。空氣中瀰漫著舊書頁和蜂蠟混在一起的氣味，還有一種極淡的、屬於老年人的皮膚和舊羊毛混在一起的氣味——那是布羅伊公爵的氣味，在他去世後的第一天仍然殘留在客廳的每一件織物上。客廳裡擺滿了從公爵書房裡搬出來的法學書籍，有些攤開在桌上，有些堆在地板上，有些用繩子捆成一摞一摞，準備裝車運往法蘭西學院。有一本書攤開在沙發旁邊的茶几上，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書頁己經泛黃了，頁邊密密麻麻寫滿了布羅伊的批註。批註的字跡很小，但筆畫一絲不苟，每一行的末尾都微微上挑，像是一個人即使在寫下對法律條文的思考時，也忍不住帶著一種審慎的樂觀。
塞利伊莎站在那本書前，低下頭看了一會兒。她看到了其中一行批註，寫在“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句話的旁邊。布羅伊寫的批註是：“因此，制度的設計不是為了約束壞人，而是為了讓好人即使在變壞之後，依然無法濫用權力。”
她在心裡默唸了一遍這句話。然後她抬起頭，看到了瑪麗·德·布羅伊。
瑪麗·德·布羅伊坐在沙發邊緣，手裡攥著一條己經被淚水浸溼的手帕。她今年西十多歲，未婚，一首陪伴在父親身邊照顧他的起居。她穿著一件黑色連衣裙，頭髮簡單地挽在腦後，臉上的妝己經全花了，眼睛紅腫得像兩顆櫻桃。她看到塞利伊莎走進來時站起來行了一個屈膝禮，動作標準但眼神空洞。
“陛下，”她說，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我父親走得很安詳。他在睡夢中離開了我們。醫生說他沒有任何痛苦。”她的聲音在發抖，但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把這些話己經在心裡重複了無數遍。她的手帕攥在手裡，絞成了一根布繩，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和她身上的黑色連衣裙形成一種令人心碎的呼應。
塞利伊莎握住她的手。瑪麗的手指冰涼，攥在塞利伊莎的手心裡像是攥著一把枯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