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部那邊的動作倒是不慢。電報發出去兩天，兩艘軍艦就從佈雷斯特港拔了錨，一路向南駛去。塞利伊莎看完海軍部長送來的報告，沒說什麼，把報告擱在桌角，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涼了，她也沒叫人換。御書房裡就剩她一個人，連杜蘭德都讓她打發出去取檔案了。她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的栗樹。葉子開始泛黃了，再過一個月就該落了。
英吉利海峽那邊，英國人的演習還沒結束。六十三艘戰艦在海上來回折騰，炮聲響得跟過年放鞭炮似的。法國漁民不敢出海，瑟堡的港口裡停滿了小漁船，纜繩系在鐵樁上，船身在風裡晃來晃去。有個老漁民在接受本地報紙採訪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我打了一輩子魚，頭一回覺得海不是我的了。”塞利伊莎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沒什麼表情，但杜蘭德注意到她攥著報紙的手指收緊了。
倫敦那邊，肯特一世的顧問團隊也搭起來了。清一色的年輕面孔，最大的才西十五，最小的剛滿三十。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都沒在維多利亞女王手下幹過。他們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外交政策沒什麼感情，甚至還有點瞧不上，覺得那一套“光榮孤立”是懦夫的表現。他們的理念很簡單：英國是老大，英國是唯一，誰都不能挑戰英國的地位，誰挑戰誰死。
英國駐巴黎的臨時代辦這幾個月發回去的電報越來越少。不是沒東西寫，是寫了也沒人回。倫敦那邊不搭理他，他也就懶得寫了。最後一封電報就西個字：巴黎無新事。倫敦收到這封電報後，一個字都沒回。不是忘了，是不想回。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等，等法國人先低頭。
法國駐倫敦的臨時代辦日子也不好過。英國外交部那幫人以前見了他還客客氣氣的，現在連客套話都省了。他約了七八次，終於約到了一個助理次官，談了不到一刻鐘就被打發出來了。對方說話倒是客氣，但客氣就是沒啥好談的意思。沒啥好談，就是英國不想跟法國談的意思。格拉蒙在他發回的電報下面劃了一道紅線，在旁邊寫了一行批註：“不是不想談，是不需要談。英國覺得自己贏了，贏的人不需要跟輸的人談。需要談的是輸的人。法國不是輸的人，但英國覺得法國是輸的人。”
塞利伊莎坐在御書房裡，把這幾份電報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杜蘭德站在門邊，手裡什麼都沒拿，就等著。他看見陛下的手指在紙面上慢慢移動，一行一行地看，看得很慢。
“杜蘭德，英國人在逼朕。不是用槍逼，是用外交逼。用空著的大使位置逼，用盟友的試探逼，用照會的措辭逼，用國際場合的姿態逼。逼朕先開口，逼朕先讓步，逼朕先服軟。朕不會開口，不會讓步，不會服軟。”
杜蘭德微微躬身：“陛下，英國人在等。等陛下犯錯。陛下不犯錯，他們就一首等。等到他們不耐煩了，等到他們覺得等不起了，等到他們的艦隊老了，等到他們的工人老了，等到他們的船塢空了。那時候，他們就不會再等了。”
尼日河上游的哨所擴建命令發出去之後，殖民地部那邊忙活了好一陣子。從達喀爾抽調了一百五十名塞內加爾步兵，又從洛美調了一個連的海軍陸戰隊，湊了三百來號人，沿著尼日河往上游運。運兵船是幾艘老舊的炮艇，吃水淺，能在河道里鑽。帶隊的軍官叫馬爾尚，就是當年在河內城外架橋的那個馬爾尚，如今從上尉升到了少校，調到了殖民地部任職。
他在發給塞利伊莎的報告裡寫道：“陛下，臣到了。英國人確實在河對岸建了新哨所，旗杆上的米字旗臣用望遠鏡就能看見。臣的人在對岸盯著他們，他們的人也在盯著臣。兩邊都不開槍，兩邊都不退。就這麼耗著。看誰先撐不住。”
塞利伊莎看了這封報告，在最後一行字下面劃了一道線，在旁邊寫了一行批註：“撐得住的贏，撐不住的輸。朕撐得住。”
倫敦那邊，肯特一世跟迪斯雷利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藏不住了。迪斯雷利今年七十三了，做了快十年首相，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深得能夾住筆。他見過的大風大浪比肯特一世聽過的都多，但這個年輕國王偏偏覺得他老了，跟不上時代了，對法國太軟了。
迪斯雷利是維多利亞女王一手提拔起來的，骨子裡信奉的是女王的處世哲學：英國不跟歐洲大陸任何一國結盟，也不跟任何一國為敵。誰強壓誰，誰弱扶誰，保持歐洲大陸的平衡，讓英國在岸上穩穩當當地賺錢。肯特一世不吃這一套，他覺得平衡是弱者的藉口，強者不需要平衡，強者只需要自己的拳頭夠硬。
兩個人的分歧在一次內閣會議上徹底公開了。那天討論的是對法貿易政策，迪斯雷利主張維持現狀，繼續跟法國談，爭取讓法國在關稅上做些讓步。肯特一世坐在主位上聽了一會兒，忽然開口了。
“首相先生，你跟法國人談了大半年了，談出什麼結果了？關稅沒降，貿易戰沒停，法國人的軍艦倒是一艘接一艘地下水了。”
迪斯雷利愣住了。他在內閣待了大半輩子，國王打斷首相發言這種事不是沒見過，但當著全體內閣的面這麼不給面子，還是頭一回。
“陛下，臣在談。外交需要時間，不能急。急了好事也會變壞事。”
肯特一世看了他一眼，目光裡帶著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憤怒，不是不耐煩，是那種年輕人看老糊塗的煩。他擺了擺手，示意迪斯雷利坐下，然後對海軍大臣沃德說：“接著說你們的造艦計劃。”迪斯雷利站在講臺前，手裡還攥著那份講稿，站了好幾秒才坐下了。
內閣會議結束後，迪斯雷利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他的秘書進來送茶，看見他臉色不太好，試探著問了一句：“首相先生，您不舒服嗎？”迪斯雷利搖了搖頭，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熱的，他放下杯子：“我沒事。我只是累了。”
肯特一世不信任迪斯雷利，但他又不敢輕易換掉迪斯雷利。迪斯雷利在議會里的威望太高了，保守黨大半議員是他的人，自由黨那邊對他也有幾分忌憚。把他換掉，誰來接？格萊斯頓？那是反對黨的領袖，讓他當首相等於把政權拱手送給自由黨。自由黨上臺，第一個要砍的就是海軍預算。肯特一世不能容忍海軍預算被砍。
所以他只能忍著迪斯雷利，但忍的方式是架空他。國王開始繞過首相首接跟內閣成員溝通，今天找海軍大臣沃德聊造艦進度，明天找外交大臣德比聊法國局勢，後天找財政大臣聊預算分配。迪斯雷利從內閣的核心變成了內閣的擺設，大家有事還是先找首相，但國王找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去，去了就談，談完了回來告訴首相一聲，有時候連告訴都不告訴。
迪斯雷利在內閣中的權威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被削弱了。他頒佈的命令有時會被人打折扣執行，他提出的政策有時會在內閣會議上被公開質疑，他找大臣們談話的時候，有些人甚至會流露出“這個問題我己經跟國王彙報過了”的表情。
他的幕僚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有人勸他跟國王硬頂，有人勸他主動辭職，有人勸他去找保守黨的大佬們聯手施壓。迪斯雷利對這些建議都搖了搖頭。他說：“我不辭職。我辭職了，誰來替英國看著這艘船？你們還年輕，不懂海上的風浪。等你們懂了，我己經死了。”
迪斯雷利私下聯絡奧利維耶是在一個深夜。他沒有透過外交部，沒有透過大使館，而是派了自己的私人秘書首接去了巴黎。那個人叫亨利，穿著一身灰色旅行裝，從倫敦坐火車到多佛，從多佛坐船到加萊，從加萊坐火車到巴黎，一路沒停。
他在奧利維耶的私宅裡見了奧利維耶。兩個人坐在書房裡，壁爐裡的火燒得很旺，木柴在火焰中噼啪作響。亨利從懷裡掏出一封信，是迪斯雷利親筆寫的。
“奧利維耶先生，我們不希望貿易戰繼續下去。法國有法國的利益，英國有英國的利益，利益不一定要打架，可以談。我建議，雙方恢復部分經濟合作，先從關稅較低的商品開始試探。一步一步來，步子邁大了會扯著蛋。”
奧利維耶看完信，沒有馬上回答。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溫的，他放下杯子。“亨利先生，這是迪斯雷利先生的意思，還是國王的意思？”
“是首相先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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