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連夜趕回了倫敦。第二天一早，迪斯雷利把奧利維耶的回覆呈給了肯特一世。他沒說這是他自己去談的，只說是法國方面透過第三方渠道傳遞過來的試探性提議。肯特一世看了一遍，把信放在桌上。
“首相先生，法國人這是在試探我們。他們看我們演習規模大，心裡發虛了，想用經濟合作來緩和關係。我不會上當。”
迪斯雷利的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麼，但什麼都沒說出來。
奧利維耶在給塞利伊莎的彙報裡寫了這樣一句話：“陛下，迪斯雷利在夾縫裡。上面是國王，下面是議會，左邊是反對黨，右邊是保守黨。他被夾得喘不過氣來。臣有點同情他。但同情不能當飯吃。”
塞利伊莎看完彙報，在最後一行字下面劃了一道線，在旁邊寫了一行批註：“朕也同情他。但法國不能因為同情就讓步。”
迪斯雷利的國內壓力不止來自國王。反對黨領袖格萊斯頓在議會里隔三差五就質詢一次，說政府對法政策軟弱無力，說貿易戰打了這麼久沒有結果，說法國人在非洲搶英國的地盤，英國政府連個屁都不敢放。格萊斯頓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很認真，認真到迪斯雷利想提醒他：當初在臺上的時候，反對對法強硬的可是你。但迪斯雷利沒這麼說，他只是站在那裡，聽著，等格萊斯頓說完，然後說一句“我知道了”。
保守黨內部也有人對肯特一世不滿，覺得國王干政太厲害，首相都快變成擺設了。有人私下找迪斯雷利，問他能不能在黨內統一意見，給國王施加一點壓力。迪斯雷利搖了搖頭。他說，國王就是國王。你們可以不高興，但不能不尊重。不尊重國王的人，國王也不會尊重你們。
迪斯雷利在議會的辯護越來越艱難了。每次站起來發言，都要同時應付來自反對黨的攻擊和來自本黨後座議員的質疑。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洪亮，他的措辭還是那麼精準，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在硬撐。他用大衣遮住微微發抖的手，用咳嗽掩蓋沙啞的嗓子，把講稿上的字越寫越大，墨水越蘸越濃。
他的秘書在日記裡寫道，首相先生最近經常失眠。半夜一個人在書房裡坐著，不看書，不寫字，就這麼坐著，坐到天亮。
迪斯雷利其實也考慮過辭職。但他只是寫好了一封辭職信，卻遲遲沒有上交給肯特一世。他還在賭，賭這個年輕狂妄的肯特一世在帶領英國碰壁後就能迷途知返。
所以他試著給肯特一世寫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不是作為首相寫的，是作為一個在英國政壇混了大半輩子的老頭子寫的。他在備忘錄裡寫了很多話：英國的長期利益在歐洲的平衡，法國不是一個可以隨便碾壓的國家，海軍競賽最終會拖垮兩個國家，英國需要的是朋友不是敵人。他寫了十幾頁，每一頁都寫得很認真，字跡工工整整，連一個塗改都沒有。
肯特一世用了不到十分鐘就看完了。他把備忘錄放在桌上，看著迪斯雷利，目光很平靜。“首相先生，你說得都對。但我不需要對的人，我需要贏的人。”
迪斯雷利站在那裡，感覺自己的膝蓋有點發軟。不是因為怕，是因為突然覺得自己這輩子做過的事、說過的話、簽過的條約、打過的仗，在這個年輕人面前都不算數了。
“陛下，我老了。老了的狗不咬人。但老了的狗認得回家的路。陛下認得回家的路嗎？”
肯特一世沒有回答。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迪斯雷利。
迪斯雷利站在那裡等了一會兒，躬身退了出去。走廊裡的煤氣燈亮著，橘黃色的光在牆上投下他的影子。他的秘書迎面走過來，看見他的臉色，愣了一下。“首相先生，您沒事吧。”迪斯雷利搖了搖頭，扶著牆壁慢慢往前走。
迪斯雷利從“試圖改變國王”轉向了“減少損失”。他不再試圖說服肯特一世，不再在政策討論上跟國王較勁。他轉而在外交上保持專業，不管國王態度如何，該做的事還是做，該談的還是要談。在公開場合維護內閣的團結，不讓外界看出國王和首相之間的裂痕。私下透過渠道向奧利維耶傳遞訊號：國王不代表英國，英國不是肯特一世一個人的。
法國這邊，塞利伊莎對肯特一世的判斷也在不斷更新。她看了杜蘭德送來的每一份情報，從肯特一世的公開演講到他的私人行程，從他的飲食習慣到他跟大臣們的談話內容。她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在腦子裡慢慢勾勒出那個年輕國王的輪廓：自信，但自信過頭就是自負；固執，但不撞南牆不回頭；聰明，但小聰明不是大智慧；強硬，但強硬的人往往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軟。
她在一次御前會議上對大臣們說：“肯特國王不是維多利亞女王，他不會因為朕的友誼就對法國手下留情。朕跟他沒有友誼。朕只有海軍。”
她判斷英法關係在短期內沒有緩和的可能。肯特一世不會讓步，她也不會。兩個人都在等對方先開口，兩個人都不打算開口。那就耗著，看誰耗得過誰。
她的戰略決策很明確：不主動惡化關係，不退讓示弱，加速自我強大。她對大臣們說：“朕不需要跟英國人吵架，朕需要比英國人強。強了就不用吵了。強到他們不敢吵，就贏了。”
她對海軍造艦計劃的態度是“按原進度推進，不許拖延，不許削減”。她對馬爾西說：“英國人想跟朕比賽造船，那就比。朕的船臺不會空，朕的工人不會歇，朕的鋼材不會等。他們造一艘，朕造一艘。他們造兩艘，朕造兩艘。比到他們不想比為止。”
她對東線要塞建設的要求是“繼續加固，不能停”。勒伯夫元帥向她彙報了凡爾登、梅斯、斯特拉斯堡三大要塞的工程進度。她聽完之後說：“東線是陸軍的命，西線是海軍的命。兩條命都不能丟。丟了哪條，法蘭西都得死。”
她對陸軍與海軍的資源分配問題也很清楚。勒伯夫和夏斯盧·洛巴之間曾經因為預算問題吵過架，一個說陸軍才是法蘭西的根本，一個說海軍才是法蘭西的未來。塞利伊莎把他們叫到一起，當著兩個人的面說：“陸軍守陸地，海軍守海洋。誰也不要搶誰的飯碗，誰也不要覺得誰的飯碗比誰的大。朕的碗夠大，夠你們兩個人吃。但你們要是把碗打翻了，誰都沒得吃。”
從那以後，兩個人再也沒有為預算的事吵過架。
經濟上，馬涅也在加速開拓替代市場。他跟比利時簽了煤炭採購協議，跟美國簽了棉花進口協議，跟俄國簽了糧食供應協議。他在給塞利伊莎的報告裡寫道：“陛下，臣的貨不愁賣。英國人不要，別人要。臣的煤從比利時運，臣的棉花從美國運，臣的糧食從俄國運。條條大路通巴黎，不是隻有倫敦一條路。”
法國工業也在加速升級。里昂的絲綢廠引進了新式織機，產量翻了一倍。洛林的鋼鐵廠建了新式高爐，產能翻了一倍。阿爾薩斯的紡織廠用上了英國人的機器——不是從英國買的，是從比利時買的，比利時的機器是仿英國造的，便宜，還好用。
法國商會發起了一場“購買國貨”的運動。報紙上登廣告，商店裡貼海報，工會上演講。口號很簡單：“買法國的，用法國的，愛法國的。”塞利伊莎知道這件事之後，讓杜蘭德去查了一下是誰發起的。杜蘭德查回來告訴她，是里昂的幾個絲綢商人和里爾的幾個紡織廠老闆，自發組織的。沒有人授意，沒有人煽動，是他們自己想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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