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三大徵也耗盡了張居正改革積累的財富。國庫空虛，賦稅加重，百姓負擔日益沉重。
萬曆二十四年，皇帝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做出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派遣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徵稅。
這些太監仗著皇權，橫徵暴斂，無惡不作。在湖廣，稅使陳奉為了勒索錢財，竟然挖墳掘墓，搶奪陪葬品。在江南，稅使孫隆加倍徵收商稅，導致機戶失業，織工暴動。
“皇上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啊！”致仕在家的申時行聽到這些訊息後，痛心疾首地說。
更讓有識之士擔憂的是，就在明朝內部問題重重之時，東北的女真部落正在悄然崛起。
萬曆二十一年，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各部，開始稱汗。這個訊息傳到北京時，皇帝正在為鄭貴妃慶祝生日。
“區區女真，成不了氣候。”朱翊鈞不以為然地說，“有李成梁鎮守遼東，朕高枕無憂。”
他並不知道，這個他輕視的部落首領，將來會成為明朝的掘墓人。
萬曆二十九年，皇帝已經整整十年沒有上朝了。這一年，江蘇巡撫李淶上疏，詳細報告了稅使的暴行和民間的困苦。
這份奏章在通政司壓了三個月，才送到皇帝面前。朱翊鈞看完後，久久不語。
“皇上，”司禮監太監田義小心翼翼地建議，“是否要召見李巡撫，詳細瞭解情況？”
皇帝搖搖頭：“朕知道了。”
他提起硃筆，在奏章上批了“知道了”三個字，就再也沒有下文。
這樣的場景在萬曆朝後期屢見不鮮。皇帝對朝政的冷漠，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萬曆三十四年，首輔沈一貫因為年邁請求致仕。在辭行時，他老淚縱橫地對皇帝說：“老臣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再見到皇上。懇請陛下以社稷為重，重新臨朝聽政。”
朱翊鈞沉默良久，最後只說了一句：“愛卿保重。”
沈一貫走出宮門，仰天長嘆：“大明朝一百多年的基業，恐怕要毀於一旦了！”
隨著時間推移，皇帝的怠政變本加厲。到了萬曆四十年，他創下了連續二十五年不上朝的記錄。奏章堆積在通政司，往往要數月才能送到皇帝面前。
朝政幾乎陷入停滯。官員空缺不補，軍隊欠餉不發，河道失修不治。整個國家機器都在空轉。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明朝的經濟和文化卻出現了空前繁榮。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海外貿易帶來大量白銀，市民文化蓬勃興起。
“這真是一個矛盾的時代。”晚年致仕的趙志皋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上死氣沉沉，經濟上生機勃勃。不知道這是王朝的迴光返照，還是新生的前兆。”
萬曆四十二年，皇帝終於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持續二十八年的“國本之爭”終於落下帷幕。
然而，這個決定來得太晚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信任已經徹底破裂，朝政的癱瘓已經無可挽回。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朱翊鈞病逝。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然而這四十八年中，有近三十年他不上朝理政。
當這個訊息傳出時，北京城的百姓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悲傷。許多人甚至感到鬆了一口氣：這個長期怠政的皇帝終於走了。
然而，萬曆皇帝留下的政治遺產是災難性的。他開創的“怠政”模式將被他的子孫效仿，最終導致明朝的滅亡。朝政的癱瘓、黨爭的加劇、遼東的危機，所有這些問題的種子，都是在萬曆年間埋下的。
當泰昌皇帝繼位時，他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萬曆怠政的惡果，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