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的春天，北京城內的柳絮紛飛如雪。紫禁城乾清宮內，二十四歲的朱翊鈞倚在軟榻上，百無聊賴地翻看著一本《永樂大典》的殘卷。窗外春光明媚，他卻絲毫沒有外出踏青的興致。
“皇上，”司禮監太監張宏輕手輕腳地走進來，“首輔申時行求見，說有要事稟奏。”
朱翊鈞頭也不抬：“告訴他，朕今日身體不適，朝政之事由內閣處置即可。”
張宏欲言又止，最終還是躬身退下。這已經是本月第七次皇帝拒絕接見內閣大臣了。
走出乾清宮，申時行正在廊下等候。見張宏獨自出來，這位年過花甲的首輔嘆了口氣：“皇上還是不肯見老臣？”
張宏無奈地點頭：“申閣老，皇上近來心情不佳，連早朝都免了。您看這...”
申時行仰頭望著宮牆上方的天空，喃喃自語：“皇上已經整整五年沒有上朝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啊！”
此時的明朝，正處在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曾經勵精圖治的年輕皇帝，為何會變得如此消極怠政？這一切都要從十年前的那場“國本之爭”說起。
萬曆十四年，皇帝想要立寵妃鄭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而群臣則堅持應該立長子朱常洛。這場持續多年的立儲之爭，讓皇帝與文官集團的關係徹底破裂。
“他們都要與朕作對！”朱翊鈞曾經在鄭貴妃面前憤怒地摔碎了一隻玉杯，“滿朝文武，竟無一人體諒朕的心意！”
從此，皇帝開始用消極怠工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先是減少上朝次數，後來索性長期不朝。奏章堆積如山，他卻視而不見。
然而，皇帝雖然不上朝，卻並非完全不理政事。他發明了一種獨特的理政方式：透過批閱奏章和召見個別親信大臣來處理政務。
萬曆二十年的一個深夜，朱翊鈞突然召見首輔趙志皋。老首輔匆忙進宮，卻發現皇帝正在偏殿與太監們玩雙陸棋。
“趙愛卿來得正好，”皇帝頭也不抬，“朕近日閱覽奏章，看到遼東總兵李成梁請求增兵。你以為如何？”
趙志皋跪地奏道：“陛下，女真各部近來蠢蠢欲動，李總兵的請求理應准許。”
“準了。”皇帝隨手擲出骰子，“還有什麼事？”
“這個...”趙志皋一時語塞。他本有數十件重要政務要稟報，但見皇帝心不在焉，只好揀最緊急的說：“漕運總督奏報，運河多處淤塞，需要撥款疏浚。”
“也準了。”皇帝又擲出一把骰子，“若沒有其他事，愛卿就退下吧。”
趙志皋還想再奏，皇帝已經專心致志地研究起棋局來。老首輔只能叩首告退，走出宮門時，不禁老淚縱橫。
這種理政方式導致朝政日益混亂。重要決策往往憑皇帝一時興起，而許多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卻被無限期擱置。
更嚴重的是，皇帝的怠政給黨爭提供了溫床。由於長期不朝，大臣們很難當面溝通，只能透過奏章互相攻訐。朝中逐漸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等多個派系，彼此爭權奪利。
萬曆二十二年，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妖書案”。有人在京城散發匿名文書，指控首輔沈一貫結黨營私。皇帝大怒，下令徹查，卻始終沒有結果。
這個案件充分暴露了萬曆朝政治的混亂。大臣們互相傾軋，皇帝又缺乏決斷，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就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明朝卻奇蹟般地打贏了三場大規模戰爭，史稱“萬曆三大徵”。
萬曆二十年的寧夏之役，總兵李如松率軍平定哱拜叛亂；萬曆二十一年的朝鮮之役，明軍兩次入朝抗擊倭寇；萬曆二十八年的播州之役，李化龍平定楊應龍叛亂。
這三大徵的勝利，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張居正改革時期積累的國力，以及一批能幹將領的奮戰。但皇帝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每當戰報送達，朱翊鈞都會暫時從怠政中振作起來，認真批閱軍報，調兵遣將。戰爭期間，他甚至會破例召見大臣，商議軍機。
“皇上雖然平日怠政，但每到關鍵時刻，卻總能做出正確決策。”兵部尚書石星曾經這樣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