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乖乖應好，吃完最後一口冰棒，把棍兒扔進垃圾桶，慢慢站起身：“回病房吧，坐久了有點累。”
我連忙伸手扶住她，陪著她往病房走。走到病房門口的瞬間，我下意識回頭掃了一眼整條走廊。
空蕩蕩的長廊，乾乾淨淨的地面，陽光依舊明亮，沒有煙霧，沒有陰氣，沒有半點異常。
可我心裡的恐慌，半點都沒消散。
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摳下來，死死貼在姥姥身上，時時刻刻盯著，仔仔細細檢查，恨不得看穿皮肉、看穿骨血，就想確認她身上有沒有沾到邪祟的東西，那兩塊錢、那一次牽手，有沒有悄悄帶回不乾淨的東西。
可我做不到。我沒有通天的本事，只能無能為力地焦慮、恐慌。
從那天起，我徹底不敢鬆懈半分。早中晚一天三遍，盯著姥姥的眼睛、面色、舌苔、脈搏，一遍又一遍反覆檢查，不敢有一絲遺漏。
次數多了，姥姥都被我盯得哭笑不得，打趣我：“你這孩子，天天盯著我看，是不是覺得我身上長蝨子了？”
我趕緊搖頭，笑著哄她：“沒有，就是我姥姥最好看，我多看兩眼。”
姥姥被我哄得笑罵一句沒正經，眉眼間的陰鬱散了些許，可我心裡的緊繃，半分都沒松。
日子熬得飛快，轉眼就到了我生日的前一週，姥姥的手術，如期而至。
我從來沒想過要在自己生日前後做手術，可醫院的排班由不得我。排到哪天就是哪天，我沒有半點挑選的資格，也不敢挑。
我怕自己挑個所謂的好日子，最後手術不順，徒留遺憾；也怕挑來挑去，終究抵不過天意，白費心思。
說到底，日子吉不吉利，手術順不順利，從來都由不得我。
只能聽醫生的，聽老天爺的。
手術室外的長廊，白牆、白燈、白地板，滿眼都是慘白的顏色，亮得刺眼，晃得人心空落落的，慌得發虛。
我和姥爺並肩坐在長椅上，肩膀緊緊挨著肩膀，祖孫二人全程沉默，誰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所有的擔憂都堵在心裡。
護士來來往往，穿梭不停，推著器械車，拿著一沓厚厚的知情同意書，一遍遍喊家屬簽字。
我拿起筆，一張一張籤，麻醉同意書、手術同意書、輸血同意書，還有一堆我壓根看不懂、卻必須簽字確認的檔案。
筆尖落在紙上的每一筆、每一劃，都沉重得要命。
那哪裡是籤我的名字，那分明是把姥姥的性命，一筆一劃壓在了紙上。
心慌的感覺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我坐不住，猛地站起來，在狹長的走廊裡來回踱步。
從這頭走到那頭，再從那頭走回這頭。腳步沉重，鞋底砸在地板上，咚咚作響。
姥爺依舊靜靜坐著，看著我焦躁不安的模樣，沉默了許久，慢慢低下頭，雙手交叉扣在膝蓋上，用力到指節泛白。
他的嘴唇微微翕動，唸唸有詞，聲音細碎又低沉，我聽不清內容。
我從小看著姥爺長大，他一輩子腳踏實地，只信種地出力、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從來不信鬼神、不信佛道。
可現在，在手術室外，這個一輩子不信命的老人，卻雙手合十，默默唸著祈福的話，求虛無的神明，保姥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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