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以一種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用他那兩篇充滿了“降維打擊”思想的論文，讓全世界數論領域，至少幾十位頂尖研究者的心血，在一夜之間，化為了泡影。
他無意中，樹立了無數個“敵人”。
當然，在學術界，這種“敵人”，並不會真的來找他尋仇。
他們只會，將“Xu ”這個名字，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腦海裡。
……
如果說，這位博士生的“受害”，還只是學術路線上的“誤傷”，是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愴。
那麼，另一位“受害者”的經歷，則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喜劇色彩。
在國內某知名人文社科類核心期刊——《時代觀察》的編輯部裡，資深編輯老李，正頭疼地看著一篇剛剛透過終審、準備付印的稿件。
稿件的標題，非常“宏大敘事”，充滿了典型的“反思體”風格——
《“李約瑟難題”：論我國基礎科學創新乏力的文化根源》
作者，是國內某知名師範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周文淵。
這位周教授，在人文社科領域，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氣的“網紅學者”。
他最擅長的，就是用西方社會學的理論框架，來“反思”和“批判”國內的種種現象，其文章，往往視角“獨特”，論點“犀利”，深受一部分崇尚“反思精神”的讀者追捧。
在這篇文章裡，周教授更是將其“反思”的功力，發揮到了極致。
他旁徵博引，痛心疾首地，論證了中國基礎學科如數學之所以遲遲無法取得世界級頂尖突破，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智力，不在於資源，而在於“文化”和“體制”的“原罪”。
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為思辨而思辨’的純粹理性精神，是西方文明獨有的精神核心。而反觀我們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儒家的‘經世致用’，還是法家的‘耕戰之術’，其本質，都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功利主義的思維正規化。在這種文化土壤中，是難以誕生出像尤拉、高斯那樣，僅僅因為熱愛，就去仰望星空、探索無用之用的偉大靈魂的……”
“……再看我們的科研體制。過分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過分追求‘彎道超車’，導致了科研資源的分配，嚴重向那些能快速出成果、快速轉化的‘應用型’專案傾斜。而像‘哥德巴赫猜想’這類純粹的、看似‘無用’的基礎理論研究，則長期處於被邊緣化、被忽視的地位。我們的天才少年們，從小的教育，就是為了在奧賽中拿獎，為了升入名校，而不是為了探索真理。這種急功近利的氛圍，從根源上，就扼殺了產生世界級大師的可能性……”
文章的最後，他更是用一種近乎於“神諭”的、悲觀的論調，做出了總結：
“……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只要這種‘實用主義’的文化基因和‘功利主義’的科研體制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那麼，在未來的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內，中國，都幾乎不可能，獨立地，在那些終極數學難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突破。這，或許就是‘李約瑟難題’，在21世紀，給我們出的又一道無解的考題。”
這篇文章，寫得文采飛揚，邏輯“自洽”，充滿了這位周教授一貫的、居高臨下的“精英啟蒙”派頭。
編輯部在審稿時，雖然也有年輕編輯覺得，這篇文章的論調，有些過於“以偏概全”，甚至“屁股有點歪”。
但最終，主編還是力排眾議，決定將其作為下一期的重點文章，刊登在頭版。
因為，這篇文章，太有“話題性”了。
它精準地，踩中了當下社會中，那種“崇尚西方”、“反思自身”的思潮。可以預見，這篇文章一旦發表，必然會引起巨大的爭議和討論，從而極大地，提升期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然而，就在付印的前一天。
徐辰的論文，發表了。
編輯老李，在辦公室裡，用手機刷到那條“北大本科生獨立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相關難題”的新聞時，嘴裡的茶水，首接噴了滿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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