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結束了。
從上海回到北大，徐辰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便投入到了另一場規格更高、性質更嚴肅的準備中。
那就是即將召開的“新一代人工智慧產業發展戰略座談會”。
徐辰坐在椅子上，翻看著手裡那份透過機要渠道送達的會議手冊，心裡暗自感嘆。
這種規格的座談會，早已脫離了單純的學術研討範疇，它是大國意志在科技領域的具象化。
這種高級別的座談會，通常由三方勢力構成：
第一方是“出卷人”，也就是官方。主要是科技部、工信部的大佬，他們負責制定宏觀目標。
在這些決定未來十年國運的決策者眼中，技術細節可以模糊，但戰略方向必須清淅。比如，他們會問：2030年我們的算力成本能不能降下一半？我們的ai邏輯推理能不能不再依賴昂貴的、動輒被“卡脖子”的h100？
第二方是“答題人”，也就是產業代表。華為海思、字節跳動、通義實驗室、月之暗面……這些大廠的cto或ceo會坐在一起，一邊訴苦說技術難、算力貴，一邊伸手要政策、要扶持。
第三方則是“判卷人”，也就是技術顧問。這一組通常由院士和頂級科學家組成，負責從理論層面評估：這些大廠吹的牛逼能不能實現？這個技術路線到底靠不靠譜？
他們是最後一道防火牆，防止國家戰略被忽悠進死衚衕。
而十九歲的徐辰，被安排在了第三組：技術顧問。
雖然他沒有頭銜，沒有行政級別，但他手裡握著slr的原始定義權。
不過徐辰發現自己其實沒什麼好準備的。
slr的核心邏輯已經全部寫在論文裡了，剩下的就是產業界的“魔改”和“工程化”。
這就好比他已經把“核聚變”的公式寫在了黑板上，至於怎麼造出那個耐高溫的爐子，那是工程師們該禿頭的事情。
徐辰並不完全清楚的是，他參加會議本身，其像徵意義就已經超越了學術討論的範疇。
這種高級別座談會向來遵循“半公開”的原則——雖然具體的會議紀要被列入絕密，但參會名單以及部分經過剪輯的現場影象，往往會通過當晚的《新聞聯播》或主流官媒釋放給全球。
在國際博弈的棋局中，這種涉及國家意志的會議，開會本身就是一種極其強烈的“風向標”訊號。
雖然徐辰對產業界並不瞭解，能提供的技術建議也不多，但官方需要的，正是他坐在這個位置上。
這就好比在我國航天工程的電視直播中，鏡頭總會不經意地掃過那些二十出頭、卻身居關鍵崗位的年輕總師助理。這種近乎“斷層式”的年輕形象，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威懾力的軟實力輸出：它在向外界傳達一個恐怖的訊號——這個國家的科技根基不僅深厚，而且其未來擁有無限的容錯率與可能性。
徐辰坐在那裡，不需要多說什麼，他就是中國ai新生代的代表。
十九歲的年紀，坐在一群五十歲的院士和ceo中間，這種視覺上的衝擊力，遠比任何技術引數都更能振奮人心，也更讓對手感到不安。
……
出發的前幾天，徐辰再次收到了參會流程的確認通知。
那是一套極盡詳實的指引：從幾點幾分在哪輛車等侯，到會議室的座位編號，甚至是茶歇期間的走位，都有一套嚴密的邏輯。
1月8日，座談會正式開始的前兩天。
按照華國開會的“傳統藝術”，這種決定性的大會，必然會伴隨著一系列的“會前會”。
。型口對：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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