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撕了兩張票給他，又扯著嗓子往前擠：“讓一讓讓一讓啊，後面還有下車的——”
陳愛民把票攥在手裡，看著窗外。
那些低矮的樓房，那些灰撲撲的街道，那些騎著二八大槓穿行在車流裡的人。路邊有賣冰棒的老太太，推著一輛白色的小車，車把上綁著一根竹竿，竹竿上挑著一個塑膠袋，寫著“冰棒”兩個字。
還有賣西瓜的，卡車斗裡堆得滿滿當當，旁邊立著一塊硬紙板，歪歪扭扭寫著“保甜，三毛一斤”。
一九九四年。
他想起來了。
這一年他十八歲，高考剛考完，考得稀爛。他自己知道，他爹也知道。分數還沒出來，但沒人抱什麼希望。
他爹那天晚上坐在院子裡抽了半宿的煙，第二天一早跟他說：“愛民，你去北京吧。”
“去北京幹啥？”
“學廚師。”
他爹說這話的時候正在灶臺上給他下麵條，鍋裡的水咕嘟咕嘟開著，白汽往上冒，把他爹的臉燻得模模糊糊的。
“你成績不行，不是那塊料，我不怪你。但人總得有個手藝，有了手藝，走到哪兒都餓不死。我打聽了，學廚師不錯，有技術在身，將來自己開個館子也行，給別人幹也行，總比下苦力強。”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看陳愛民，眼睛盯著鍋裡的麵條，拿筷子攪著。
陳愛民也沒吭聲，就坐在灶臺邊的小板凳上，看著他爹的背影。
後來他爹從裡屋拿出一個布包，開啟來，裡面是一沓錢，十塊的。五塊的。一塊的，跟陳愛民口袋裡這卷錢一模一樣。那是他爹攢了小半年的錢，加上跟親戚借的，一共三百塊。
“拿著，”他爹把錢塞到他手裡，“到了北京，先找個地方住下，然後去飯館裡問，一家一家問，總有人要的。”
陳愛民去了。
他揣著那三百塊錢，坐了一天大巴車，到了北京。一下車就懵了——人太多了，樓太高了，他站在站前廣場上，拎著一個蛇皮袋子，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後來他就一條街一條街地走，看見飯館就進去問：“要學徒嗎？”
第一天沒找到。
第二天找到了。
那是一家不大的飯館，在一條衚衕裡，老闆看了他一眼，問他多大了，哪兒的人，以前幹過沒有。他說沒有，但能吃苦，啥活都能幹。
老闆就留下了他。
一個月工資兩百，管吃不管住。他在附近租了個地下室，一個月五十，剩下的一百五攢著，想寄回家去。
但幹了半年，他愣是沒摸著炒勺。
每天就是刷碗。洗菜。打掃衛生，殺魚切肉這些活兒都輪不上他，更別提上灶了。大師傅們炒菜的時候，他只能在旁邊看著，看著看著就被喊走了——“小陳，去把地拖了”“小陳，把那筐土豆削了”。
過年回家，村裡人在酒桌上聊天，說去工地幹活，小工一個月三百，等幹上半年成了大工，一個月能有四百。
陳愛民心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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