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大強，老家的房子被炮彈炸成了廢墟，軍閥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張大帥，明天又換成了李司令，地裡的麥子還沒熟，就被踩得稀爛了。
爹孃不在了之後，聽人說上海能討口飯吃，我就帶著才十五歲的弟弟陳小滿來了。
我在法租界找了戶人家幫工，擦地板、倒馬桶、搬煤球，一個月掙三塊錢；弟弟不知道什麼時候混上了碼頭的幫派，整天和那群人鬼混。
我勸過他，罵過他，甚至還動手打過他，可他只是脖子一梗：“哥，你一個月才掙三塊錢，夠幹啥？我跟著奎哥，一個禮拜就能掙五塊呢！”
我說那是拿命換的錢，他只說這世道，命本來就是拿來賣的。
後來聽弄堂裡的王嬸說，碼頭那邊新開了一家叫“恆木藥廠”的廠子正在招人，老闆是美國人和一個華國老闆，姓蘇。
王嬸壓低了嗓子跟我說，那姓蘇的是日本人的走狗，專門幫著日本人蒐羅中國的古董，全上海灘的華人都罵他是漢奸。
我特意去看了看，那廠子是個三層高的灰白小樓，門口貼著一張招工啟事：男女不限，包吃住，月薪八塊。
我在這戶人家擦了五年的地板，卻始終只有三塊，我想了一夜，還是去了！
才跟著幹了兩個月，小滿就出了事——他跟著的那夥人在碼頭和另一幫人搶地盤，動了刀子，小滿的肚子上捱了一刀。
等我趕過去的時候，他躺在一間破屋子裡，臉白得像紙，傷口己經腫得老高，額頭摸上去燙得嚇人。
我跑遍了上海的藥房和黑市，想買阿司匹林，可那陣子租界查得嚴，黑市的藥價翻了五倍還買不到。
第二天上工時，我整個人渾渾噩噩的，手裡一滑，剛灌好的藥瓶摔在地上，淡黃色的藥液濺了一地。
工頭還沒來得及開口罵我，那個姓蘇的老闆正好從樓上走了下來，他很年輕，瞧著比我大不了幾歲，穿著一件深灰色中山裝。
他只是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瓶子，又看了我一眼：“家裡出事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看出來的——可能是我眼睛紅了吧，我把弟弟的事說了一遍。
他沒說話，只是轉身回了樓上，再下來時手裡拎著個小木箱子，讓我帶路。
他跟著我走進那間破屋子，小滿己經燒得開始說起胡話了，嘴裡一會兒喊著娘，一會兒喊哥。
蘇老闆蹲下身，掀開小滿的衣裳看了傷口，隨後開啟木箱子，取出我們生產的藥水，小心給小滿打了一針。
當天夜裡，小滿的燒就退了下去。
我把蘇老闆送到巷口，只能弱弱地問：“這藥多少錢？可以從我工錢里扣嗎？”
他只是擺擺手，說：“好好幹活就行。”
後來我發現廠裡有些不對勁——每隔幾天，庫房就會清出一批“廢品”，說是封口不嚴、藥效不合格要拿去銷燬，可我知道，那些藥水明明是從即將出貨的區域搬出來的！
又過了大半年，市面上漸漸傳開一個訊息——北邊紅軍那邊有一種“神藥”，哪怕受了再重的傷，就算斷胳膊斷腿，只要打上一針都能活下來。
說這話的人講得神乎其神，旁人聽了只當他在吹牛，可我心裡清楚，他沒有吹牛——那是我們廠的藥！
又過了些時日，小滿突然來找我——他穿著我給他買的新棉襖，站在弄堂口，一臉堅定地告訴我，他打算出趟遠門，可能很久都不會回來。
我沒問他要去哪，只告訴他：“去吧！記住，不管到了哪兒，要是受了傷就找衛生員，他們手裡有好藥呢。”
小滿點點頭，麻利地收拾好自己的東西，轉身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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