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培養一位頂尖學者不容易，很擔心教授在企業投入過多精力，會影響到其為學校、為國家培養下一代人才的本職工作。
畢竟，教書育人才是大學的首要使命。”
這些顧慮，站在學校的立場上，合情合理，無可指摘。
會議室裡一時陷入了沉默。
華興的代表試圖從產學研結合、國家戰略須求等角度進一步溝通，但校方的態度雖然客氣，卻依然持保留意見。
第一次接觸，似乎陷入了僵局。
訊息傳到餘新峰耳中，他內心也十分煎熬。
一方面，華興提供的平臺和專案，正是他夢寐以求的、能夠將畢生所學投入到解決國家“卡脖子”難題的絕佳機會；
另一方面，他對南帝都大學充滿感情，理解校方的顧慮，也不願因為自己的選擇給學校的管理帶來麻煩。
那段時間，他時常在實驗室待到深夜，對著滿白板的演算公式和語言設計草圖發呆，內心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碰撞的焦灼感。
事情的轉機，源於一份被精心準備的報告和一次直接面向呂建校長的彙報。
在華興方面，負責協調此事的戰略部負責人意識到，常規的溝通路徑可能難以打破僵局，必須讓學校最高決策者真正理解這個專案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
他們協助餘新峰準備了一份詳盡的報告，不僅闡述了“倉頡”專案對於華興乃至國家軟體生態安全的戰略意義，還深入分析了當前國際形勢（特別是甲骨文訴谷歌案）帶來的警示，並附上了初步的技術路線圖和團隊組建計劃。
更重要的是，報告裡明確提出了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合作方案：
餘新峰在南帝都大學的教職和研究生培養工作不僅不會削弱。
反而可以透過與華興的深度合作，引入最前沿的工業界問題和資源，反哺教程和學術研究，培養出更貼近產業須求、具備解決複雜工程問題能力的高水平人才。
報告甚至提議，以此為契機，推動華興與南帝都大學建立更深入的“程式語言與基礎軟體”聯合實驗室，將合作制度化、平臺化。
帶著這份沉甸甸的報告，透過一些學術前輩的引薦，餘新峰終於獲得了與呂建校長面對面深入交流的機會。
那是位於行政樓頂層的校長辦公室，陽光透過巨大的窗戶灑進來，顯得寬敞而明亮。
呂建校長坐在辦公桌後，氣質儒雅，目光卻銳利而深邃。
他沒有急於說話，而是仔細地翻閱著那份報告，時不時在一些關鍵處停下，詢問一些細節。
餘新峰有些緊張，但談到技術願景和國家須求時，他的眼神變得明亮而堅定，語言也變得流暢而充滿激情。
他不僅講解了技術，更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矛盾與渴望。
“呂校長，我深知學校的顧慮，也無比珍惜在南帝都的教職。”餘新峰懇切地說。
“但我更認為，當下我們國家在基礎軟體領域面臨的困境，需要集中力量，需要打破常規。
華興有這個決心和實力，我們南帝都大學，難道不應該有這份擔當嗎？”
這句話其實有些逾越了，但呂建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安靜的聽著對方的表達。
餘新峰指著報告中的合作方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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