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寓所書房。
窗外是異國他鄉的夜色，窗內，一位老人靜靜地靠在圈椅裡。
他披著一件半舊的羊毛開衫，腿上搭著一條薄毯，手裡握著一隻早己涼透的茶杯。
他老了，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可那雙眼睛，那雙曾在巴黎和會上含淚怒視過整個西方世界的眼睛，此刻正一眨不眨地盯著天幕。
天幕上，那個面容溫和的中年男人輕輕敲了一下桌子。
“尊敬的以色列代表，我先提醒你一下——你可以在發言中完全表達你的不同意見，但請對會議所邀請的通報人，保持起碼的尊重。”
全場鴉雀無聲。
那些西方面孔齊刷刷地拿起翻譯器，乖乖扣在耳朵上。
那個方才還趾高氣揚的以色列代表，此刻安靜得像一隻被捏住了後頸的貓。
老人的手猛地一顫。
茶杯從他指間滑落，啪地摔在地上，瓷片西濺，茶水濺溼了他的褲腳。
他沒有低頭去看一眼。
他只是死死地盯著天幕，盯著那間燈火通明的會議廳，盯著那個坐在“中國”席位上、面容平靜、語氣淡然的中年男子。
他的嘴唇開始發抖，呼吸開始急促，肩膀開始劇烈地聳動。
“這是……這是我們的代表……”他的聲音沙啞，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帶著一種壓抑了整整一輩子的顫抖，
“我們中國人，坐在那裡。安理會。中國席位。我們沒有在門外等著了，沒有被擋在外面了。他們——他們在聽我們說話。”
他忽然笑了一聲。
那笑聲很短，很短促，像是突然喘不上氣來。
他摘下老花鏡，用那隻枯瘦的手緊緊捂住眼睛，淚水卻還是從指縫裡滲了出來，沿著手背，沿著手腕，一滴滴落在膝頭那本早己翻得捲了邊的舊書冊上。
那是《顧維鈞回憶錄》的第一卷。
書頁早己泛黃發脆，翻開的那一頁，密密麻麻全是英文，中間夾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那個西裝革履、眉目清朗的年輕人，正是他自己。
1919，巴黎。
“顧先生！顧先生！”他的助手，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外交官，從門外衝了進來，手裡還端著一碗剛熬好的參湯，卻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
“您怎麼哭了？是不是哪裡不舒服？我這就去叫醫——”
“不用。”顧維鈞放下手，抬起頭，沒有擦臉上的淚痕，只是緩緩從圈椅裡站起來，推開了助手攙扶過來的手。
他轉過身，面朝天幕，雙手緊緊攥著那本回憶錄，指節捏得發白。
“肖克，你還記得嗎？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我對威爾遜說，中國不能沒有山東，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我說得對不對？”
“當然對！”助手連忙點頭，聲音裡帶著學生時代聽先生講課時的崇敬，“先生那句話，至今還是外交學院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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