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門外等著，連進去的資格都沒有！”
他的聲音嘶啞了，像是把肺裡最後一口氣都擠了出來：“他們聽了嗎？沒有。他們連一秒鐘都沒有聽。理由找得冠冕堂皇，可骨子裡就西個字——弱國無外交。”
老人閉上了眼。淚水順著他深陷的眼窩，沿著滿臉的溝壑，無聲地往下淌。
“弱國無外交。”他又重複了一遍，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這西個字，壓了我一輩子。”
助手扶著他的手臂，想要說些什麼安慰的話，卻發現自己根本張不開口。
他是學外交的，他知道這西個字意味著什麼。
那是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咬牙吞下去的屈辱，是他在無數次國聯會議上孤軍奮戰的絕望，是他代表著一個不被承認的政府、坐在邊緣席位上、連發言權都被反覆剝奪的日日夜夜。
他學了一輩子的雄辯術，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平等的聽眾。
他的對手從不反駁他——他們只是無視他。
顧維鈞睜開了眼，目光重新落在天幕上。那個中年男人正平靜地合上面前的資料夾，像是在收一場再普通不過的會議記錄。
他的表情不卑不亢，沒有憤怒，沒有咆哮，沒有那篇被後世奉為經典的演講詞。
他只是坐在那裡，用一句“我提醒你注意”，就讓整個會場安靜了下來。
“他們沒有反駁。”顧維鈞忽然開口，聲音裡帶著一絲難以置信，像在確認一個他盼了一生卻從未親眼見過的場景，
“他們聽了。他們真的在聽。沒有人打斷，沒有人無視。一百年了——”
他忽然說不下去了。
一百年了。
從巴黎到紐約，從那個被排擠在門外的年輕人，到這個坐在輪椅上也固執地不肯放下筆的老人，他等了整整將近一個世紀。
他以為這輩子都看不到這一天了。
他以為他畢生追求的“平等的聽眾”，只能寫進回憶錄裡，留給後人去想象。
可他等到了。
就在這一刻，就在這天幕上。
一個跟他一樣西裝革履、代表著同一個國家的中國人，坐在那間他從未能走進去的會議廳裡，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後所有人——
所有那些曾經無視他、冷落他、排擠他、把他的國家當成棋盤上可以隨意交易的小卒的列強代表——全都乖乖閉上了嘴。
“他們沒有反駁。”顧維鈞又重複了一遍，這一次，聲音不再是顫抖，而是一種從胸口最深處湧上來的、滾燙的自豪，
“他們不敢反駁。因為反駁的代價，他們付不起。不是怕你這個人，是怕你背後的國家。怕你背後那個站起來了的新中國。”
他忽然抓住助手的胳膊，那隻枯瘦的手力氣大得出奇，捏得對方生疼。
“你看到了嗎！這是我們中國人！這是我們的代表！他在安理會，在聯合國的會議廳裡，敲桌子！
不是誰都能敲桌子的。不是誰都有資格讓會場安靜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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