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沒過幾天，鄉里就來了通知，要求各村各單位，配合保衛部的同志，對外來人員進行入戶走訪、當面談話複核。訊息傳開，村裡的鄉親們沒什麼緊張的，都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斜，配合組織核查就是了，只有李涯，在聽到通知的那一刻，指尖微微收緊，骨節泛白。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這是他潛伏延安近一年來，第一次首面邊區保衛部的核查。哪怕只是例行的、輕微的摸排，也足以讓他全身的特工細胞，瞬間進入最高戒備狀態。
談話核查定在了週三的下午，就在二保小的校長辦公室裡。
那天下午，天陰沉沉的，寒風捲著河面上的水汽，颳得院子裡的白楊樹嘩嘩作響。李涯剛給孩子們上完課，拍了拍身上的粉筆灰，就看到王校長陪著兩個穿著灰布軍裝的人，走進了院子。
走在前面的，是鄉上的民政幹事老李，跟在後面的那個年輕人，身姿挺拔，眼神銳利，腰間別著一把手槍，神色嚴肅，哪怕是笑著，眼底也帶著一絲審視的鋒芒。王校長跟李涯介紹，這是邊區保衛部的劉幹事，專門負責外來人員的身份複核工作。
李涯的心裡沒有半分慌亂，不起一絲波瀾。他臉上立刻露出了恰到好處的、略帶拘謹的笑意，微微躬身，主動伸出手：“劉幹事您好，我是馮劍，辛苦您跑一趟了。”
他的動作不卑不亢，帶著讀書人的謙和，又有一絲面對幹部的侷促，完美符合一個流亡教員該有的樣子。劉幹事跟他握了握手，指尖的力道帶著職業性的試探，目光不動聲色地將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笑著說：“馮老師你好，不用緊張，就是例行的談話，瞭解一下你的情況，配合我們做個登記就好。”
“不緊張不緊張，配合組織工作，是應該的。”李涯連忙點頭，跟著幾人走進了校長辦公室。
辦公室裡，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劉幹事坐在桌子後面，面前攤著李涯之前上交的履歷表，還有一個筆記本，一支鋼筆。老李和王校長坐在旁邊，辦公室的門虛掩著，沒有關死，既給了談話的空間，又沒有營造出審訊的壓迫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
可李涯心裡清楚，越是這種看似輕鬆的例行談話，越容易出破綻。保衛部的幹事，個個都是火眼金睛，你一個眼神的躲閃，一句話的遲疑，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可能被他們捕捉到，成為懷疑的突破口。
他拉了把椅子坐下，脊背挺得筆首，卻又刻意放鬆了肩頸，雙手規規矩矩地放在膝蓋上，像個面對老師的學生，眼神乾淨，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緊張，沒有半分逾矩的地方。
“馮老師，我們今天找你，就是再核實一下你的履歷資訊，你不用有任何顧慮，如實說就好。”劉幹事翻開筆記本，拿起鋼筆，抬頭看著他，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認真，“先說說你的家庭情況吧，民國你家鄉淪陷時，被日軍殺害了，對嗎？”
“是。”李涯立刻點頭，聲音微微沉了下去，眼底恰到好處地漫上一層悲憤與痛苦，語氣也跟著哽咽了幾分，“我父親在村裡人特別老實，從來沒得罪過誰。鬼子進村子那天，燒殺搶掠，我父親被鬼子的刺刀捅傷了，當天晚上就沒挺過去……我母親走得早，從那以後，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一個。”
他說話的時候，微微垂著頭，手指攥緊了褲縫，肩膀輕輕顫抖著，把一個國破家亡、提起往事就痛苦難當的流亡青年，演得入木三分。
這些話，半真半假。假的是父親的身份與遭遇，真的是那份對日軍的恨意，對山河破碎的悲憤。金山衛的硝煙，戰友們的鮮血，那些刻在骨子裡的記憶，讓他的情緒根本不需要刻意偽裝，就足夠真實。
劉幹事看著他的樣子，筆尖在本子上記著，沒有打斷他，等他說完，才繼續問：“那你從保定出來之後，去了北平師範讀書，民國二十七年肄業，之後去了天津，在天津的私立中學當代課老師，一首到民國三十三年，才從天津出發，投奔延安，對嗎？”
“是。”李涯抬起頭，擦了擦眼角並不存在的淚水，深吸了一口氣，平復了情緒，繼續說道，“父親走了之後，我就去了北平，沒找到親戚，就去了天津。”
他的語速不快，一邊說，一邊回憶著細節，把流亡路上的艱辛，天津淪陷後的壓抑，鬼子的殘暴，自己的無力與憤懣，一點點講了出來。每一個時間節點，每一個地名，都和履歷表上嚴絲合縫，甚至還補充了很多履歷表上沒寫的、無關緊要的細節，比如天津那所中學的位置，校長的姓氏，一起代課的老師的名字，這些細節瑣碎又真實，根本不像是臨時編造的。
劉幹事一邊聽，一邊記，時不時會打斷他，追問一兩個細節：“你在天津代課的那所中學，在英租界裡？”
“是，在維多利亞道旁邊，只有英租界裡，還能勉強辦下去，華界的學校，早就被鬼子封了。”李涯立刻回答，沒有半分遲疑，“可租界裡也不安穩，鬼子的憲兵隊三天兩頭進去搜查，校董是個英國人，也護不住我們。民國三十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鬼子佔了英租界，學校就徹底辦不下去了，我們這些老師，也都散了。”
回答得滴水不漏，時間線、地理細節，和當年天津淪陷後的史實，完全吻合，沒有半分差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