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北京。
夜裡的風從西北方向灌進來，裹著沙土，打在臉上生疼。前門大街上的路燈稀稀拉拉的，光暈在風裡晃，照得地上的影子東倒西歪。
街上早沒了人。鋪子全關了門，門板上了栓，連縫隙裡都用棉絮塞死了。偶爾有條野狗從巷子裡竄出來，貼著牆根跑，跑兩步又停下，豎著耳朵聽什麼，聽了兩聲又跑了。
它聽見的不是槍聲。
是遠處傳來的那種悶沉沉的聲音，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喘氣，又像是地底下有什麼在翻身。
那是好幾萬人的呼吸，好幾萬人的心跳，好幾萬人的恐懼和期待，匯在一起，從城外的軍營裡傳過來，悶在城牆根底下，散不出去。
北洋軍和革命軍對峙了三個月。
從漢口打到漢陽，從漢陽打到武昌，從武昌打到停火。炮彈把長江兩岸的地皮翻了一遍，子彈把武漢三鎮的空氣篩了兩遍。
死了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有的說是五千，有的說是一萬，有的說更多。但活著的那些人知道，再打下去，兩邊都得完。
袁世凱審時度勢的本事，比他的打仗本事強。他看得清楚，革命黨滅不了，北洋軍也打不垮對方。
再打下去，北洋軍的家底就砸進去了。那是他安身立命的資本，砸不得。
十一月底，他密電武昌，探革命黨的口風。黃興回了西個字：“南北議和。”黎元洪也回了西個字：“共商國是。”
兩邊都是聰明人，都知道打不下去了。
十二月中旬，議和代表在漢口租界見了面。北洋這邊是曹錕，革命軍這邊是宋教仁。
兩個人握了握手，坐下，開始談。談的不是怎麼打，是怎麼停。談的不是誰輸誰贏，是怎麼分天下。
曹錕說：“清帝退位，袁世凱做大總統，你們看怎麼樣？”
宋教仁說：“可以。但得有個條件——清廷的資產，不能外流。那是中國的錢，得留在中國。”
唐紹儀笑了笑：“這個自然。”
他說得輕巧，但做起來難。
因為清廷的那些王爺、貝勒、大臣，己經在往外搬東西了。
北京城裡的空氣，像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那種悶。天上的雲壓得很低，灰濛濛的，從早到晚不見太陽。街上的行人低著頭走路，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跟誰說話。
從去年十月武昌起義開始，北京城裡就亂了。
先是滿族親貴們慌了神。他們沒想到南方六鎮的新軍會全反了，沒想到革命黨人真的能打下武漢三鎮，沒想到朝廷的江山說倒就要倒了。
然後是旗人開始跑。有關係的跑東北，跑蒙古，跑天津租界。沒關係的跑不了，蹲在家裡等著，不知道等什麼。
最後是那些王爺們開始搬東西。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是早就開始準備了。武昌起義的訊息傳到北京，第二天夜裡，慶王府後門就出去了三輛馬車，車上裝的全是箱子，用帆布蓋著，往天津方向去了。
醇王府、肅王府、恭王府，一個接一個，都開始了。有的是往天津搬，有的是往上海搬，有的是往東北搬。黃金、白銀、古玩、字畫、地契、存摺，能搬的全搬。
隆裕太后坐在養心殿裡，面前攤著一份退位詔書的草稿，己經看了很多遍。她今年西十西歲，但看著像六十多。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眼窩凹陷，嘴唇發乾，頭髮白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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