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艙分為三等，原本設計之初是為了國內各島嶼之間的人口航運。後來被專門用來做轉移人口的工作。
其中，一等艙是為富商和高階官員設計的，配備有獨立衛生間和餐廳；現在被用來安排船員和押運人員居住。
二等艙在中層甲板，六人一間，雙層床鋪，公共浴室和食堂；三等艙在底層甲板，原本是統艙，三排通鋪，通風靠舷窗和風扇。
但在執行人口轉運任務時，這些區別己經不重要了。所有登船的平民都被按照家庭為單位，統一分配在二等艙和三等艙。
客輪停靠在達爾文港碼頭時，從遠處看就像兩座浮動的白色山丘。它們的煙囪噴著淡淡的灰煙，舷窗整齊地排列在白色的艦體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碼頭上，早己搭建起了一排臨時棚屋，那是登船登記站，每個登記站外面都排著長長的隊伍。
那些隊伍裡，是一張張表情複雜的臉。有些人是恐懼，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到哪裡去，不知道到了紐西蘭之後怎麼生活。
有些人是憤怒，被刺刀逼著離開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家，換成誰都會憤怒。
但更多的人臉上是麻木，累了，不想反抗了，不敢反抗了，只想活著。
一箇中年女人抱著兩歲的孩子，站在隊伍裡，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的丈夫在皮里港戰役中陣亡了。
她的房子在達爾文港的戰鬥中被燒燬了一半。她身上穿著從廢墟里翻出來的幾件衣服，包袱裡裝著家裡僅剩的東西。
幾張褪色的照片、一串銀質的項鍊、孩子的一件換洗衣服。她沒有哭，沒有罵，沒有掙扎。
當登記員問她原籍哪裡時，她用沙啞的聲音回答：“維多利亞州。”然後抱著孩子走進了指定的候船區。
在她身後，一個老男人拄著柺杖，一瘸一拐地走向登記站。他的左腿膝蓋以下纏著髒兮兮的繃帶，繃帶上滲著暗紅色的血漬。
他曾經是達爾文港郊區一個農場的牧場主，手下僱著二十幾個土著工人，養著三千頭羊。
在炮擊開始的頭一天晚上，一發炮彈落在他的農場倉庫裡，炸死了他的羊群，炸塌了他的房子。
他被倒塌的房梁壓斷了腿，被鄰居從廢墟里挖出來，抬到達爾文港的平民醫療點。
南洋陸戰隊的軍醫為他做了截肢手術，保住了他的命，然後告訴他：傷愈之後，會被送去紐西蘭。
他站在登記員面前，低著頭，聲音嘶啞地問：“我的農場呢？我的羊呢？我一輩子的積蓄都在那個農場裡。
你們給我開了幾張紙，說到了紐西蘭會給我補償。但我一輩子都在這裡種地放羊，到了紐西蘭，誰來補償我一輩子？”
登記員，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士兵，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他把目光移向旁邊的軍官，軍官指著老男人，“你應該慶幸，至少你還活著，你應該感恩我們的仁慈！”
老男人最終沒有等到答案。他拄著柺杖，慢慢走進了候船區，背影又瘦又駝，像一棵被連根拔起的老樹。
在隊伍的另一頭，兩個年輕女人並排站著，互相攥著對方的手，攥得指節發白。她們是姐妹，姐姐二十三歲，妹妹十九歲，在達爾文港市中心開了一家小裁縫鋪。
澳洲叛軍成立的時候，她們沒有讓自家的男人去參軍，也沒有捐過錢給叛軍政府。她們只是普通人，只想安安穩穩地過日子，縫衣服、賣布、攢一點錢。
但戰爭來了，鄰居家的男人去當了兵，後來再也沒有回來。
昨天，一個陸戰隊的軍官走進她們的裁縫鋪，用磕磕絆絆的英語告訴她們，要離開這裡，去紐西蘭。
姐姐問了一句：“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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