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十九年的審判

十三歲，班主任在全年級家長會上念了我的日記。他說這是心理隱患排查，需要公開討論。日記里寫的是我爸酗酒打我的事。禮堂里，充斥着笑聲，嘆氣聲和竊竊私語。我爸當場扇了我一巴掌，說我編故事丟他的臉。班主任站在台上，表情悲憫又體面：“這孩子心理有問題，建議家長儘早干預。”沒有人問我那些傷疤是不是真的。我被轉學三次，每一次檔案里都跟着一句。“該生存在嚴重心理問題”。後來我考上政法大學，畢業後輾轉基層，辦了九年未成年人保護案件。三十二歲，我被任命為教育巡查專員。上任第一個案子，是一所中學的教師侵害學生事件。舉報材料最後一頁，附着校長的求情信。校長的名字，我盯了很久。就是當年那個班主任。他升得很高，履歷光鮮，年年師德標兵。他託人帶話，說想約我私下聊聊，語氣還是那麼熟悉：“那孩子有心理問題，鬧大了對他也不好。”我把求情信放進碎紙機，對調查組說：“所有涉事人員，列作重點監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