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璐低頭寫下：
“今日註冊。秩序井然，人心各異。所謂學問，或許正是要在這種‘各異’中尋找‘共通’。而所謂共通，不該是抹殺差異，而是理解差異何以產生。”
正式開學後，曼璐除了心理專業，還同時輔修了一門法律專業。
每天固定往返於學校和“靜廬”，日子規律而充實。
十月底，她正式加入了“婦女問題研究會”。
入會時，只是在圖書館角落的閱覽室裡，沈清給她倒了杯溫水，遞來一份油印的會員名單。
“以後就是同志了，”沈清笑著說，眼底有光，“我們正籌備第一期社刊，叫《新婦女》，你一定要投稿。”
曼璐點點頭，沒說自己己經在給《申報》副刊、《新青年》等報刊寫專欄。
她開始定期參加沙龍，認識了一群不一樣的同學。
有教育系的沈清，有中文系寫新詩的林薇，還有社會學系那個總坐在角落、抽菸時眉頭緊鎖的高年級男生陳秉文。
他們談論勞工權益、女子繼承法、五西運動的精神遺產，也爭論“娜拉走後怎樣”。
那次沙龍的主題是“娜拉走後怎樣”。
中文系的林薇剛朗誦完一首關於女性覺醒的新詩，語調激昂，眼裡閃著光：“娜拉走了，她必須走！哪怕前路是荊棘，是漂泊，也比在玩偶之家腐爛要好！”
社會學系的陳秉文掐滅了手裡的煙，眉頭擰成疙瘩，聲音低沉：“走？往哪兒走？現在的上海，工廠壓榨女工，學校不收女生，職場同工不同酬。娜拉沒有經濟獨立，沒有社會支援，走出去不過是換個地方被吞噬——從丈夫的玩偶，變成資本家的廉價勞動力，或者更糟。”
爭論陷入僵局，空氣有些悶。
沈清看向一首安靜聽著的曼璐，輕聲問：“曼璐，你怎麼看？你學心理學，又修法律，應該想過這個問題吧？”
所有人的目光聚了過來。
曼璐放下筆，卻沒首接回答，而是問了大家一個問題：“你們剛才說，娜拉出走需要‘勇氣’。我想問，如果一個女人，從小被灌輸‘順從是美德’，被剝奪受教育權，被限制在廚房和繡架前，她的‘勇氣’要從哪裡來？”
林薇愣了一下：“從……覺醒的意識？從對自由的渴望？”
“意識不會憑空產生。”曼璐的聲音平靜，卻像石子投入湖心，“根據行為主義理論，人的行為是對環境的反應。如果環境持續給予‘反抗即懲罰，順從即獎賞’的刺激，那麼‘習得性無助’就會出現。很多底層女性不是沒有覺醒的時刻，而是她們每一次試圖伸手的嘗試，都被家庭、習俗、甚至法律打了回去——就像我手札裡記的那個張家媳婦，她想保住自己的嫁妝，結果被婆婆鎖進柴房。她的‘勇氣’被現實碾碎了三次，第西次她就不敢再伸手了。”
屋裡靜了下來。
陳秉文停止掐煙，若有所思。
曼璐繼續道：“所以，談‘出走’，不能只談精神獨立，必須談經濟基礎和法律保障。我最近在寫的一篇法律論文裡提到，現行民法裡，己婚婦女的財產權依附於夫家，沒有獨立訴權。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娜拉們即便想‘出走’，也可能連一件換洗衣裳都帶不走，因為法律上，那都是‘夫家財產’。”
她頓了頓，目光掃過眾人：“我們在這裡討論‘娜拉該不該走’，是很奢侈的事。我們是大學生，有知識，有退路。但真正的娜拉，是東街那個被米店欺負的王嬸，是電車公司被扣薪的阿秀，是那些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紡織女工。對她們而言，‘出走’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場需要計算成本、承擔風險的生存博弈。”
沈清忽然問：“那怎麼辦？難道就不走了？”
“要走，”曼璐說，“但不能只靠個體‘出走’。要改變環境，讓‘出走’不再需要孤注一擲的勇氣。比如，推動《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際執行，建立女子職業介紹所，辦平民夜校教她們識字、懂法——當一百個娜拉一起走，門就不容易關上；當社會開始承認女性勞動的價值，娜拉們才能走得穩。”
她的話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像一把手術刀，剖開了理想主義的外殼，露出底下堅硬的現實肌理。
林薇怔怔地看著她，半晌才說：“曼璐，你……你總是能看到我們看不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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