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璐應下了陳秉文的邀請。
但這場關於勞工權益的研討會，地點不在復旦大學校內，而是在閘北一間略顯逼仄的工會辦公室裡。
與會者魚龍混雜，有穿長衫的教授，有眼神銳利、指節粗大工並人代表，也有像陳秉文這樣帶著眼鏡、語調急促的學生。
議題圍繞著一起紗廠女工因抗議加班被開除的事件展開。
會上，曼璐大多時候只是傾聽。
她聽著工人代表用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陳述訴求，聽著法學系學生引經據典分析法條，也聽著校方代表委婉地強調“穩定大局”。
她注意到，那位主要發言的女工代表，雙手不停地在衣襟上搓揉，眼神躲閃，似乎習慣了被忽視，即使在講述自身的苦難時，也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歉疚。
會後，陳秉文問她感想。
曼璐沒有評判對錯：“她說‘我們命苦’，這不是一句感嘆，是一個認知框架。當一個人深信自己的苦難源於‘命’，而非具體的制度剝削，那麼法律條文和罷工號召，對她而言就隔著一層看不見的玻璃。”
陳秉文沉默片刻，嘆了一口氣：“所以你說得對，喚醒‘意識’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戰鬥。”
今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才十一月，上海己是溼冷入骨。
曼璐收到一封來自“上海婦女救濟會”的邀請函時，正在燈下謄寫給《申報》的專欄稿。
信封上沒有落款，只蓋著一個不起眼的藍色印章。
沈清在一旁幫她整理資料，見她拆信時指尖微頓，便問是誰寄來的。
“一個我之前在研討會上接觸過的律師公會朋友，”曼璐輕聲說，“他們想請我去講一課，物件是那些剛從絲廠和家庭糾紛裡被救出來的女孩。”
沈清眼睛亮了起來：“這是好事啊！你能把心理學和法律結合起來講，她們一定聽得進去。”
曼璐卻沒作聲。
她想起上次研討會上那個女工代表的眼神——怯懦、麻木，像一頭被馴服太久的牲口。
她知道，要想真正的喚醒她們抗爭的意識，光靠筆桿子還遠遠不夠，還得走進她們中間，把那層“看不見的玻璃”親手敲碎。
第二天一早，她換了身藍布棉袍，擠上了開往閘北的電車。
車廂里人貼著人，汗味、油煙味混雜，她扶著一旁椅背，聽到大家閒聊中夾雜著抱怨米價和工頭，忽然覺得那些在課堂上討論的“個體心理”“社會結構”，此刻都有了具體的重量。
婦女救濟會租的是一棟舊石庫門房子的二樓，樓梯吱呀作響。
房間裡己經坐了二十幾個姑娘，年紀都很小，最大的也不過二十出頭，個個縮著肩膀，不敢抬頭看人。
主持會議的是一位帶眼鏡的女律師，姓周，看到曼璐連忙迎上來，低聲說：“顧先生，您來了，她們怕官，怕男人，連遞過去的茶都不敢接。”
曼璐聞言，點點頭。
她往前走了幾步，但卻並沒有站上講臺，而是搬了張凳子坐到她們中間。
這個舉動讓幾個原本摳著衣角的姑娘悄悄抬了抬眼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