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杜航在重慶受到了很多格外的禮遇。
有人請他去演講，有人請他去吃飯，有人請他去參觀工廠。他去了一所中學，給學生們講了轟炸東京的過程。那些穿著黑制服的學生坐在禮堂裡，眼睛亮得像星星。他講了凝固汽油彈，講了火風暴，講了東京北部變成什麼樣。那些學生聽著，有人攥緊了拳頭，有人紅了眼眶。
他去了一個兵工廠，看了中國人自己生產的步槍和子彈。那些機器很舊，有些還是清朝留下來的，工人們用它們製造著對抗日本人的武器。他看著那些粗糙的彈殼，想起底特律福特工廠裡那條每分鐘生產五十個彈殼的沖壓線。差距太大了。
但他沒有說出來。
他對廠長說：“你們辛苦了。”
廠長握著他的手，眼眶紅了。
他還去了一個防空洞——就是那個在1938年到1939年間，悶死了上千人的大防空洞。他站在洞口，看著裡面那些黑暗的。潮溼的。窄得只能側身透過的通道。空氣裡瀰漫著黴味和消毒水的味道，牆壁上還殘留著當年人們抓出來的指痕。
他站在那裡，沉默了很久。
五年前，這裡死過上千箇中國人。今天，他站在這裡，胸前彆著勳章，口袋裡揣著那塊懷錶。而那些死去的人，什麼都沒有。
杜航轉過身，走出了防空洞。
陽光照在臉上，刺眼得讓人想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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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杜航坐在小樓的窗前，看著窗外的長江。夕陽把江面染成了橘紅色，幾艘木船在波光中緩緩移動，船伕的號子聲從遠處傳來，蒼涼而悠長。
桌上攤著幾份報紙。
不是中國的報紙——是德國。義大利。蘇聯的。有人從使館區弄來的，翻譯成了英文，夾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送到了他的桌上。
杜航一份一份地翻。
德國《法蘭克福報》：“東京遭受美軍空襲，損失慘重。凝固汽油彈引發大面積火災，東京北部工業區基本被毀。”
義大利《晚郵報》：“美國轟炸機突襲日本首都，軸心國同盟面臨新挑戰。”
蘇聯《真理報》：“美軍空襲東京，顯示盟軍有能力打擊日本本土。日本防空體系存在嚴重漏洞。”
杜航把報紙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看著窗外那片橘紅色的江面，想起了東京上空的那片橘紅色。
這一次，東京的損失比歷史上至少大了幾十倍。
凝固汽油彈，六萬磅，一百五十枚。那場火燒掉了多少工廠，多少民居，多少日本人引以為傲的東西？他不知道具體的數字，但他知道——從今以後，日本人不會再覺得“本土絕對安全”。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有些苦，但正好符合他現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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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杜航找到了杜立特。
杜立特住在重慶市區的一棟小樓裡，和杜航的住處隔著兩條街。杜航走過去的時候，看到杜立特正坐在門口的臺階上，手裡拿著一根菸，煙霧在暮色中緩緩升起。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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