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天，蘇瑤的中篇小說《紅土地》在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獲得了一等獎。
訊息傳來的時候，她正在滬城師範大學的宿舍裡批改學生作業。窗外下著濛濛細雨，玉蘭花開得正好。她放下紅筆，拿起電話，先打給父母，又打給陳書記。陳書記在電話那頭笑得合不攏嘴：“蘇瑤，我就知道你能行！咱們紅星大隊出了個作家！”
《紅土地》講的是一個女知青在農村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叫“阿芸”，一個從滬城來到江南插隊的姑娘。阿芸聰明、漂亮，但心裡藏著一股不甘——她不甘心在農村待一輩子，不甘心被那些“不如她”的人比下去。她嫉妒同隊的另一個女知青“小蘇”，因為小蘇會彈琴、會寫文章、鄉親們都喜歡她。阿芸想方設法給小蘇使絆子——在匯演前弄鬆琴絃、寫舉報信誣陷她“傳播資產階級思想”、設計讓她與當地青年“幽會”。但小蘇每一次都化險為夷，因為小蘇做事踏實、待人真誠，鄉親們願意幫她。
小說的結局是阿芸在一次批鬥會上，被自己找來的人反噬，身敗名裂。小蘇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找到阿芸，對她說：“你本可以成為更好的人。”阿芸幡然悔悟，後來回到村裡當了一名鄉村教師，把餘生獻給了農村教育。
《紅土地》發表後，評論界一片叫好。有人說這是“新時期知青文學的突破”，有人說“作者用細膩的筆觸寫出了人性的複雜”，還有人說“那個阿芸，讓人恨不起來，因為她身上有我們每個人的影子”。
但沒有人知道，阿芸的原型是林曉芸。
蘇瑤在小說裡改了結局。前世的林曉芸沒有醒悟，她帶著恨意過了一輩子，晚年悽慘。這一世的林曉芸還在掙扎，但蘇瑤給了她一個“可能性”——如果她願意醒悟，她可以成為那個鄉村教師。蘇瑤不知道林曉芸會不會走到那一步，但她願意在小說裡給她留一扇門。
林曉芸看到《紅土地》，是在滬城的一家書店裡。
她那天去百貨大樓給母親買藥，路過新華書店，櫥窗裡擺著最新一期的《收穫》雜誌，封面推薦就是《紅土地》。她走進去，拿起一本，翻到蘇瑤的文章。開頭第一段——“阿芸從滬城到紅星大隊插隊的第三天，就給家裡寫了一封信。信上說：‘這裡很苦，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我想回去。’”
林曉芸的手抖了。
紅星大隊。那是她插隊的地方。阿芸。那是她的姓。小蘇。那是蘇瑤。她繼續往下讀——匯演前弄鬆琴絃、寫舉報信、設計“幽會”……每一件事，都是她做過的。一字不差。
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她看了看西周，沒有人注意她。她把雜誌放回書架，轉身走出書店。
走在大街上，陽光刺眼。她不知道該去哪裡。蘇瑤把她做的事寫進了小說裡，全國的人都看得到。如果有人認出她來，她的名聲就全毀了。
但轉念一想，誰會認出她呢？小說裡的人名是假的，地名也是假的。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寫的是她。蘇瑤沒有點名，沒有揭發，只是把故事寫了出來。她想做什麼？威脅她？提醒她？還是……給她一個機會？
小說的結尾，阿芸成了鄉村教師。林曉芸讀到這裡的時候，眼淚流了下來。她想起前世——她什麼都不是。這一世，她還有機會嗎？她不知道。
她沒有去找蘇瑤。她回到出租屋，把那本《收穫》藏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翻幾頁。她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要看，也許是自虐，也許是不甘心。
蘇瑤獲獎後，接到了很多采訪邀請。她接受了幾家主流媒體的採訪，但從不提林曉芸的名字。記者問：“《紅土地》裡的阿芸，有真實原型嗎？”
蘇瑤想了想，說：“阿芸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她是我們那一代知青中，某些情緒的集合。很多人都有過阿芸那樣的想法——不甘、嫉妒、想走捷徑。但不是每個人都做過阿芸那樣的事。我寫這個人，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讀者——人可以選擇走哪條路，但每條路都有代價。”
記者又問：“小說的結尾，阿芸成了鄉村教師。你希望現實中有這樣的結局嗎？”
蘇瑤笑了：“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路。不管那條路是寬是窄，只要是自己的選擇，就不後悔。”
採訪見報後，林曉芸看到了。她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那篇報道看了三遍。蘇瑤沒有恨她，沒有揭發她，甚至沒有提她的名字。蘇瑤只是講了一個故事，把選擇的權利留給了她。
她該感謝蘇瑤嗎？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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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瑤用《紅土地》的稿費和獎金，在滬城給父母買了一套新房子。
三室一廳，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還有一個朝南的陽臺。蘇母在陽臺上養了幾盆花，蘇父把書房搬到了最大的那間臥室。搬家那天，蘇瑤請了一天假，幫父母收拾東西。
蘇父的書房裡堆了幾十年的書，有些己經絕版了。他一箱一箱地整理，每一本都要翻一翻，捨不得扔。蘇母在旁邊催他：“快點，搬家公司的人都等著了。”蘇父不理，繼續翻。翻到一本舊相簿，他愣住了。
“瑤兒，你過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