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日，方公館後院。
方太太約陳修良單獨喝茶。這是春節後第一次單獨見面——之前都是牌局上擦肩而過，最多在留聲機旁邊低聲說幾句話。單獨見面意味著有必須當面說的話，不能讓任何人轉達的話。
枇杷樹的草繩還裹著，灰褐色的樹幹被纏得嚴嚴實實，要等到三月開春才能解開。方太太坐在樹下的藤椅上，腿上蓋著駝色毛毯，手裡剝著杏仁。陳修良坐在她對面的石凳上，面前放著一杯龍井，茶已經涼了，她沒有喝。
“若愚最近在查顧明舟。”方太太的聲音很平，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他把顧明舟在國防部接觸過的所有檔案從頭篩了一遍，找出了一批可能被傳遞給共黨的機密。其中一份是關於江防的，另一份是關於城防的。”她停了一下，“他把城防圖的編號和存檔位置改了。原來的保險櫃密碼也換了。新密碼是左轉三圈到十六，右轉兩圈到九。”
陳修良記在心裡。城防工事圖是整個渡江戰役情報拼圖的最後一塊。她之前從方若愚保險櫃裡拍到的那份城防圖是去年的舊版，今年國防部重新修訂後更新了大量暗堡群和火力點。方若愚把新版密碼設得比舊版更復雜，說明他對保險櫃的安全性已經產生了懷疑——不是懷疑方太太，是懷疑所有可能接觸書房的人。但他還是把新密碼寫在了那張紙條上，鎖進辦公桌抽屜裡“備份”。
“方太太，你對城防圖的事知道這麼多，方若愚有沒有問過你。”
“問過。去年十一月問過一次。”方太太把剝好的杏仁放進小瓷碟裡，“那天他從保險櫃旁邊撿到我的髮卡，問我為什麼在密碼盤旁邊蹲著。我說我在撿髮卡。他沒再問。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在我面前提過保險櫃。”她抬起頭看著陳修良，“他不是不懷疑我。他只是不想從我嘴裡聽到答案。”
陳修良沉默了。方若愚是一個在保密局做了二十三年站長的人，審訊過無數人，破獲過無數案子。他怎麼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太太在做什麼？他只是不願意證實，因為一旦證實，他就必須在自己親手抓來的妻子和自己親手建立的仕途之間做一個選擇。
“張太太。”方太太從毛毯下面取出一張折成火柴盒大小的紙放在桌上，“若愚昨天簽了一份檔案——任命白露為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原來的科長被調去上海了。”
陳修良接過紙條。白露升任電訊監察科代理科長，意味著她能直接接觸到方若愚簽發的所有電訊巡查令和偵測車調配權——以後每一輛偵測車的巡查路線和時段，她都可以提前知道並調整；每一個可疑訊號源的定位報告，她都可以先看過再上報。這是方若愚親手把最重要的通訊監控陣地交到了自己手裡。
“另外，”方太太又取出一張照片放在桌上——白衍之的軍裝照，年輕英俊，眉眼和白露有五分相似，但比白露更多一層書卷氣，“白露讓我轉告你，她哥哥去世快八年的公祭日快到了。她想在那天請你喝杯茶——不在這裡，在她房間。”方太太頓了頓，“她那盆文竹養了好些年，也該換盆了。”
二月二十三日，方公館白露的房間。
白露約陳修良來她房間喝茶，這是陳修良住進頤和路以來頭一回走進白露的私人空間。房間在方公館東廂，不算大，但收拾得乾淨整潔。窗臺上養著一盆文竹，細碎的綠葉鋪成一片小小的雲。窗邊桌上放著一架舊留聲機和幾張唱片，書架上整齊碼著電訊專業書籍和幾本舊小說。牆上掛著一幅小尺寸的油畫——畫的是南京玄武湖的秋色，右下角署著一個“白”字，應該是她年輕時自己畫的。
白露今天穿了一件素白旗袍，頭髮用素銀簪子挽著，沒有化妝。她請陳修良在書桌前坐下，自己坐在床邊，中間隔著一張小圓桌，桌上放著一壺剛沏的龍井和兩隻茶杯。茶香混著文竹葉片的清澀氣味和窗外枇杷枯枝在冬陽下散出的淡淡樹脂香，房間裡很安靜。
白露先開口了。“張太太。不對。沈老師。”她嘴角微微彎了一下，“今天請你來是想給你看一樣東西。”
她從書桌抽屜裡取出一個信封開啟。裡面是兩張照片和一份報告。第一張照片是白衍之的軍裝照，年輕英俊，眉眼和白露有五分相似，但比白露更多一層書卷氣。第二張照片是白衍之與妻子周氏的結婚照——周氏穿著民國改良旗袍，眉眼溫婉，手捧一束梔子花。
“這是我哥哥。這是我嫂子。”白露把兩張照片並排放在桌上，然後拿起那份報告，“這是重慶軍統站儲存的我哥哥死前最後一份調查報告。他花了將近半年追查潛伏在軍統上海站內部的共黨情報網，鎖定了一個關鍵聯絡人——聖瑪利亞女校音樂教師沈若蘭。”她把報告放在桌上。
陳修良低頭看著那份報告。紙張已經泛黃，邊角捲起，打字機打的字跡有些模糊，但關鍵內容清晰可辨：“經查，聖瑪利亞女校音樂教師沈若蘭，寧波人，與軍需處後院一名送醬菜女子體貌特徵高度相似。該女子涉嫌透過醬菜罈子向共黨傳遞情報，經手人疑為聯勤總部汪維恆。建議立即傳訊沈若蘭。”
“我哥哥死時，這份報告還沒有寫完。他的打字機打到這裡就停了。”
陳修良看著報告最後一行的字跡，略微歪斜，和前面的字跡不同。那是白衍之在最後時刻留下的手寫補充：“經手人疑為聯勤總部汪維恆。”她之前從汪維恆口中得知，白衍之在重慶時期確實查到了汪維恆的軍糧調撥異常，並且還掌握了一個“更具體的證據”。白露攤出第三張照片：醬菜罈子的近景特寫，壇口封泥上壓著一枚無名無姓的簡章，但那枚簡章的紋理與陳修良當年在南京別在襟口的某個飾物一模一樣。
“你沒有把這份報告交給方若愚。”
“沒有。”白露把報告摺好放回信封，“我也沒有銷燬它。這是原件，軍統重慶檔案室的存檔已被我替換為一份字跡模糊的抄件。我今天給你看這個，不是要你承認什麼，也不是要你欠我什麼。”她站起來走到窗邊，手指輕輕撥了撥文竹的細葉，“從重慶回來那天，我就知道自己該把這些東西給誰看。”
陳修良也站起來，走到她身後。“白露。你哥哥不是我親手殺的。但那場行動我是參與人之一。你們白家的槍我在身上帶了三年，每個端陽我都記得他。”
白露沒有回頭。她看著窗外枇杷樹的枯枝在冬日的陽光下輕輕搖晃，沉默了很久。“沈老師，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八年前，在上海法租界。那天晚上你彈的是肖邦的哪一首夜曲。”
陳修良沒有回答。她走到窗邊的書架前，白露的留聲機旁邊放著幾張唱片，其中一張是肖邦夜曲集，封套邊角已經磨損，看得出被反覆播放過很多次。她把唱片取出來放在唱盤上，抬起唱針輕輕放在第二面的第一軌上。熟悉的旋律流出來，降E大調，作品第九號第二首。左手在低音區鋪開分解和絃，像月光灑在水面上。右手在旋律線上遊走，每一個裝飾音都落在該落的地方。
白露的肩膀輕輕抖了一下，她依然沒有回頭。陳修良站在留聲機旁，看著白露的背影說：“白衍之死的那天晚上，我們沒有彈琴。行動隊在樓道里突襲，他沒有任何痛苦。他臨死前說了一句話——‘告訴我妹妹，別走我這條路。’”
白露終於轉過身來。她的眼眶是紅的，但沒有讓眼淚掉下來。她的聲音很輕，但很穩：“這句話我記了七年。七年前我問過你，你說這是在現場聽到的。後來我查遍了檔案，發現檔案裡沒有遺言記錄。我知道那句話是假的。”她停了停，“但我信。因為你在編那句話的時候，眼睛裡有真的東西。”
陳修良想起在聖瑪利亞女校的音樂教室第一次教孩子們彈肖邦，有個小男孩問她“沈老師你彈琴的時候在想什麼”。她說在想一個很遠的地方。小男孩又問“是家嗎”。她沒有回答。現在她知道答案了——她在想所有死在路上的同志。想他們臨死前沒說完的話。想他們的妹妹。女兒。妻子。想他們託付給活著的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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