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選說，自己曾好幾次主動去找過警方，提出想跟對方父母見上一面，雙方坐下來，把話說開。
但警方的答覆翻來覆去就是那一句：案件還在調查中。
最後一次，警方告訴張平選，對方暫時拒絕見面走程式。
首到2010年11月8日，王輝忽然來找岳父張平選商量。
他說，藥家透過警方轉交了一萬五千塊錢的喪葬費，意思是讓死者入土為安。
張平選沒同意。
而錢的事，說起來也透著一股說不清的彆扭——警方先把一萬塊給了王輝，說剩下的五千，得等埋了人再給。
後來據王輝跟記者講，這一萬五的數字，是他拿到死亡證明和殯葬通知書之後，警方通知他去埋人，他說自己實在拿不出錢來，大概估摸了一下，就說了一萬五。
因為他妻子的遺體遲遲沒能下葬，剩下的那五千塊錢，首到後來媒體曝光了，警方得知王輝生病住院缺錢，才交到了他手上。
2010年12月，張平選一首想不通藥家的態度，從代理律師許濤那裡拿到了藥家鑫父母的電話號碼。
他深吸一口氣，主動撥了過去。
張平選後來回憶說，電話通了，那頭是藥慶衛。
可等他一報出自己的身份——死者的父親——電話就被結束通話了。
再打過去，就是佔線，怎麼也打不通了。
從那一刻起，張平選說，他對藥家徹底失望了，此後再也沒聯絡過。
這件事，藥家鑫的辯護律師路剛是這麼解釋的：事發之後，藥慶衛整個人也完全陷入了不知所措、瀕臨崩潰的狀態；再一個，他擔心自己去受害人家裡的安全問題；第三個，覺得一時湊不夠錢，光道歉也沒什麼用。
作為律師，路剛心裡清楚，能不能拿到受害人家屬的諒解書，對藥家鑫的量刑至關重要。
他說自己曾多次建議過，但藥慶衛夫婦堅持自己的想法，決定暫時先不聯絡受害方。
而藥慶衛自己的說法又是另一個版本。
他說，他想不起來接到過張平選的電話，只記得那段時間打電話的媒體實在太多了，一看到陌生號碼，他就不敢接。
藥家另一名辯護律師楊建華則給出了另一個角度的解釋。
他稱案發後，考慮到安全問題，他曾陪著藥慶衛夫婦找過警方兩次，希望在警方的陪同下到張家去道個歉。
但因為警方沒有答應，這件事最終沒能成行。
另一方面，楊建華說，藥家也確實拿不出太多的錢來。
就連給王輝的那一萬五喪葬費，藥家也是分了兩次才湊齊的。
案件卷宗裡，警方收到這兩筆錢的收條也顯示得明明白白：一筆是11月4日的一萬二，另一筆是11月8日的三千。
藥家的房子有一百多平，是單位分的，產權由單位和藥家共同擁有。
屋子裡頭的擺設，看上去也確實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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