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帶著通錄西行後，通州水志館照舊每日開館。只是石頭心裡多了一件事。他每日開匣取信時，總先看一眼原本扉頁上念汐、方小滿的名字，又看一眼末頁自己新添的那行小字。信匣裡少了一部通錄，卻多了一條往西的念想。
開春後，柯老闆的商船從泉州港回通州，帶回了一封從巴格達轉來的信。信是海賽姆寫的，附了哈桑的簡短附言。海賽姆說，通錄己在巴格達港口正式開匣，西段各站派了代表來，在涼州石前開了三日的會。各站逐一核對了通錄所載的西信同參、各站驗法與《信人錄》名冊，確認無誤。巴格達港口水信站正式掛牌，以涼州石所在的海關石碑旁為站址，主信人仍由海賽姆兼任，哈桑為副。海賽姆在信末寫道：“涼州石旁原有石碑，刻‘規矩如石’。今通錄西來，我們便在石碑旁立一小牌，刻‘海信同源’。兩牌並立，石不改，信也不改。”
石頭把信讀了又讀，把哈桑的附言也看了兩遍。哈桑在附言中寫了一件小事：巴格達港口水信站開牌那日，有一位老商人在涼州石前站了很久。老商人說，他幼時隨祖父從通州出發，沿陸路經西域到巴格達，路上走了兩年。祖父臨死前說，涼州石在的地方，就是天朝人留信的地方。如今通錄到了，石碑旁多了一塊牌，他才明白，祖父說的信，不只是石頭上的字，是石頭後面那條走了幾百年的路。石頭看完這段話，把信紙按在案上，半晌沒動。
數日後，石頭寫了一封回信，請柯老闆的船再轉泉州，隨信附了三樣東西：一塊通州海河口卵石，一片呂宋浪刀拓片，一冊新編的《海信續錄》第二卷。他在信中寫道：“涼州石旁立牌，海信同源，此意為東石西歸。通錄西去，各站有底。今再寄續錄第二卷，內收天方色石、占城海鼓、三佛齊竹節紋三條新枝，皆近年各站新驗。請巴格達站按西信分欄，與通錄並看。另，哈桑先生所言老商人故事，請轉告其家人——通州水志館信童舍，己將其祖父行路之事記入《信人錄》附編。凡為海信路出過力的人，無論有名無名，皆在冊中。”
信寄出後，石頭把信童舍的人叫到案前，說：“巴格達立站了，涼州石旁多了一塊牌。從今日起，我們這邊的《信人錄》要增一欄，叫‘西行錄’，專記涼州石以西各站的人與事。凡有從通州、泉州西行的人，不論經商、傳信、遷居，只要與海信路有過關聯，皆可入冊。”阿礁問：“那要不要把哈桑和那位老商人的祖父也寫進去？”石頭說：“寫。老商人的祖父是通州人，走了兩年到巴格達。他沒有留下信，可他把涼州石留在了後人的記憶裡。這本身就是信。”潮兒便取來新紙，在《信人錄》末卷添了“西行錄”一欄，第一頁寫上哈桑的名字，第二頁寫上那位老商人的祖父——沒有名字，只寫“通州商人某，建興年間隨祖父西行，留涼州石之憶於巴格達”。石頭看過，說：“這樣寫就對了。路是人走的，信是人帶的。有名的人我們記名字，無名的人我們記他走過的路。”
入夏後，海河口的天極晴。石頭帶著信童們在石樑上整理各站新到的夏信。西溟瓦琳的孫輩阿礁剛從北島回來，帶了一小袋黑礁石屑，說是新採的響石坯。呂宋阿鷗寄來南十字新圖，標註了礁裂合攏後的走向。登州阿霧來信，說海牛星與色石並驗己能提前半日報潮。太湖沈澄說湖信己入續錄，白鷺、萍草、響石三樣互參。雲嶺段驛人的兒子說白泉與西嶺石汗並看，己能提前兩日預報地動。天方海賽姆的色石季報比往年更細，新增了綠海與紅海的對比讀數。石頭把這些信逐條匯入總錄，又讓井兒把續錄第二卷的抄本寄往巴格達、西溟、泰西尼亞三處。他對阿礁說：“通錄西行之後，各站來信反而更密了。西段有了底本，新站便敢往更遠的地方去。東段也不能停。我們這邊續錄一編再編，西段新枝便一寄再寄。東石西傳，西信東歸，信路才真正活了起來。”阿礁說：“那以後咱們是不是要把續錄編成常例？”石頭說：“是。每年秋分前編一卷，各站新驗皆入。通州總校，巴格達、西溟、泰西尼亞三處各存副本。各站之間，也可自行抄閱。信路越長，抄本越要分得開。免得一處失了信，整條路便斷一截。”
秋分這日，海河口落了一場細雨。石頭在館中把各站夏信匯成《海信續錄》第二卷。卷末附了一頁“涼州石西歸記”，詳記通錄西行、巴格達立站、老商人故事與“西行錄”始末。寫罷，他把筆擱在繼石高祖父的圓石頭旁。那石頭仍在案上，溫溫地臥著，槽裡映著滿室燈火。石頭忽然想，涼州石還在巴格達港口，壓著海關章程石碑。而通錄的西歸，讓那塊石頭不再只是天朝的記憶，也成了西段各站的根。從今往後，東邊的人看涼州石，知道那是路的起點；西邊的人看涼州石，知道那是通錄回來的地方。一塊石頭，兩頭都是家。他起身走到門口，把簷下那面藍底黑字的小旗掛正。旗上“靜聽”二字，在細雨中仍然清楚。海風從遠處來，帶著各站的氣息，輕輕吹過水志館的窗紙。石頭回身，把燈挑亮，坐在案前，繼續翻看各站新到的秋信。燈下，各站信石與那部原本通錄並排臥著，像一條從東到西、從西回東的極長的信路，在靜夜裡，緩緩亮著。海還遠，可信己經走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