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號，阿依收到一封信。不是電子郵件，不是微信，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折成一個窄窄的長條，塞在牛皮紙信封裡。信封上沒有寄件人，只有收件地址，字跡工整，一筆一畫，像印刷出來的。阿依拿著信封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沒捨得拆。
“林老師，這封信好香。”她湊近聞了聞，是墨香，混著一點陳年紙張的氣味，像老書店裡的味道。林糯接過來也聞了一下，確實香，不是香水那種香，是時間久了自然沁出來的香。
阿依用小刀裁開信封，抽出信紙。信紙很薄，微微發黃，邊緣有幾處褐色的斑點，像灑了茶水又晾乾了。字是豎著寫的，從右往左，繁體。
“阿依姑娘：
你不認識我。我叫陳又生，今年八十七歲，住在雲南騰衝。我十六歲離家，去了緬甸。在那邊待了七十年，去年才回來。我回來的時候，家裡什麼都沒有了。父母不在了，老房子不在了，院子裡的石榴樹也不在了。只剩下一樣東西——一把二胡。是我父親做的。他做了一輩子二胡，方圓百里的人都找他做。我走的時候，他塞給我，說，帶著，想家了拉一拉。
我在緬甸拉了七十年。想家的時候拉，不想家的時候也拉。拉給緬甸人聽，拉給中國人聽，拉給自己聽。現在回來了，家沒了。但這把二胡還在。
我在你們的平臺上看見了那臺織布機。西藏的阿媽織了一輩子，眼睛不行了，把織布機寄給了你們。我想，也許你們也願意收下這把二胡。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是我父親的手藝。他做的二胡，音色好，拉幾十年都不會走音。我老了，拉不動了。放在你們那兒，有人拉，它就不會啞。
隨信附上一段錄音，是我用這把二胡拉的最後一首曲子。拉得不好，手抖了，但調子還在。曲子是我父親教的，他小時候聽他父親拉過，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他叫它《回家》。
陳又生”
信紙下面壓著一張照片。照片己經發黃了，邊角捲曲，上面是一個年輕人，瘦瘦的，黑黑的，抱著一把二胡，站在一棵大樹下。樹看不出來是什麼樹，但葉子很密，陽光透過葉子照下來，在他臉上落了一片碎金。他笑得露出牙齒，眼睛眯成一條縫。
阿依把照片翻過來。背面寫著一行字，墨跡己經淡了，但還能看清：“民國三十六年，騰衝。又生。”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西七年。七十七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抱著父親做的二胡，離開了家，去了緬甸。他在那邊待了七十年，回來的時候，八十七歲了。家沒了，樹沒了，只有這把二胡還在。
阿依把信看了三遍，然後從信封裡倒出一卷小小的錄音帶。那種老式的卡帶，塑膠殼己經發黃了，上面的標籤紙也褪了色，隱約能看見幾個手寫的字：“回家·又生。”
“林老師，這個怎麼放？”阿依舉著那捲卡帶，有些不知所措。她沒見過這種東西。林糯也沒見過。她小時候家裡有過錄音機，但早就壞了，扔了。
周遠從屋裡探出頭，看了一眼。“我奶奶有。她聽戲用的。我去借。”
他跑出去，半小時後回來了，懷裡抱著一臺老舊的錄音機，灰色的，邊角磕破了，用膠帶粘著。他把它放在桌上，插上電，按了一下出倉鍵，倉門彈開，咔嗒一聲。
阿依小心翼翼地把卡帶放進去，按了一下播放鍵。
磁帶開始轉。沙沙沙的底噪，像下雨。然後，一個聲音響起來。
是二胡。很慢，很輕，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走路。走一步，停一下，再走一步，再停一下。調子很平，沒有高潮，沒有轉折，就那麼平平地、慢慢地往前走。像一條路，走了七十年，還沒走到頭。但路是回家的路，走一步，近一步。
阿依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她不敢動，怕聲音會跑掉。周遠蹲在錄音機旁邊，眼睛盯著轉動的磁帶，像在看一朵花慢慢開。林糯站在窗前，背對著他們，沒有轉身。
曲子彈完了。磁帶還在轉，沙沙沙的底噪。然後，一個老人的聲音響起來，很輕，很沙啞，像風吹過乾枯的蘆葦。
“我父親說，這首曲子沒有名字。他小時候聽他父親拉，他父親聽他爺爺拉。傳了好幾代，不知道叫什麼。他叫它《回家》。我走了七十年，回家了。家沒了，曲子還在。”
磁帶停了。倉門彈開，咔嗒一聲。院子裡很安靜。風吹過石榴樹，葉子沙沙響，和磁帶裡的底噪混在一起，分不清哪個是風，哪個是七十年前的聲音。
阿依伸出手，把卡帶取出來，捧在手心裡。“林老師，他回來了。家沒了，曲子還在。”
林糯走過來，蹲在她旁邊。“把這首曲子放到平臺上。讓更多人聽見。”
“他會同意嗎？”
“他寫信給你，就是想讓人聽見。”
阿依點點頭，把卡帶小心地放在窗臺上，放在小五壺旁邊。“明天去轉成數字的。放在平臺上，就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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