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以舒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了。
她關上門,沒有開燈,靠著門板站了很久。羽絨服還穿在身上,圍巾還圍著,毛線帽也沒摘,整個人像一顆被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繭,站在黑暗的玄關裡,一動不動。暖氣片咕嚕咕嚕地響著,窗外的路燈透過窗簾的縫隙投進來一道細細的光,落在客廳的地板上,像一根繃得很緊的金色絲線。
她的腦子裡很亂。沈硯京的聲音還在她耳邊轉——包養是真的,玩得亂也是真的,認識你之後就沒有了。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沒有看她,目光落在那幅白樺林油畫上,像是在看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他的側臉在燈光下顯得格外冷峻,但她說不上來為什麼,她覺得那個側臉是脆弱的。
沈硯京會是脆弱的?安以舒覺得這個詞用在他身上太荒唐了。他是那種天塌下來都不會眨一下眼睛的人,是那種在牌桌上輸了八位數眼皮都不抬一下的人,是那種跟人談生意的時候笑著把對方逼到絕路還能讓對方感激涕零的人。這樣的人,怎麼會脆弱?但他把那些事情攤開在她面前的時候,他的聲音比平時低了很多,語速比平時慢了很多,手指在膝蓋上微微攥著,指節泛白——她注意到了,她什麼都注意到了。在那種時候,她的大腦像一臺被調到了最高精度的雷達,捕捉著他每一個細微的表情。每一個微小的動作。每一聲呼吸的頻率變化。
她不想注意的。她應該把這些全部關在門外,把他的聲音。他的表情。他說的每一個字都關在門外,然後好好地睡一覺,明天醒來繼續過她的日子——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沒有沈硯京的日子。但她做不到。她的腦子不聽她的話,她的心也不聽她的話。它們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背叛了她,從公交站臺他叫出她名字的那一刻起,它們就已經叛變了。
安以舒脫了羽絨服,掛在玄關的衣架上。脫圍巾的時候手指抖了一下,圍巾滑落在地上,她彎腰撿起來,動作很慢,像是每一個動作都要花很大的力氣。她把圍巾疊好放在鞋櫃上,換了拖鞋,走進臥室,沒有洗澡,沒有卸妝,直接躺到了床上。
床單是涼的。京市冬天的床單永遠都是涼的,她躺下去的時候,那股涼意透過衣服滲進皮膚,激得她打了個哆嗦。她把被子拉到下巴,縮成一團,盯著天花板。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白色的漆面在黑暗中泛著微微的光,那是窗外路燈的反光。
她閉上眼,沈硯京的臉就出現了。她睜開眼,天花板上還是什麼都沒有。她又閉上眼,沈硯京的聲音就響起來了。
安以舒翻了個身,把臉埋進枕頭裡。
枕頭是乾的,但她的眼眶是溼的。
第二天早上,安以舒是被手機鬧鐘叫醒的。她伸手摸到手機,眯著眼看了一眼螢幕——八點半。她睡了不到七個小時,但感覺像是睡了一個世紀那麼久。身體還是軟的,頭還是沉的,喉嚨還是疼的,但燒退了一些。她量了一下體溫,三十七度六,比昨天低了將近兩度。
她請了假,給孫浩發了條訊息說今天還要休息一天。孫浩回了一個“好好休息”的表情包,沒有多問。
安以舒放下手機,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窗簾沒有拉嚴實,一束陽光從縫隙裡擠進來,落在對面的牆上,像一個歪歪扭扭的金色方框。京市冬天的陽光是那種看起來溫暖。實際上沒什麼溫度的光,它亮堂堂地照進來,把整個房間照得通亮,但你伸手過去,指尖還是涼的。
她不想起床。不想吃飯。不想說話。不想見任何人。她只想躺在這裡,在被窩裡,在黑暗中,在這個小小的。沒有人打擾的空間裡,把所有的思緒都理清楚。但她理不清楚。沈硯京的臉。沈硯京的聲音。沈硯京說的那些話,和茶水間裡孫浩。小周。陳姐說的那些話攪在一起,像一鍋煮糊了的粥,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她想象的。哪些是她害怕的。
她想,他說的應該是真的。他不是那種會編故事的人,更不是那種會編一個對自己不利的故事的人。他那個人,驕傲到骨子裡,連解釋都不屑於解釋,怎麼可能編一套說辭來騙她?他說的那些話,每一句都在往自己身上潑髒水——包養是真的,玩得亂也是真的,從來就不是什麼好人也是真的。一個人如果要騙你,他會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完美的。沒有任何汙點的人,而不是把那些最難堪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攤開在你面前。
但是,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和能夠接受這些真的,是兩回事。
安以舒翻了個身,把被子拉到頭頂,整個人縮進了被窩的黑暗裡。她想,她需要時間。不是一天,不是兩天,可能是很久很久。久到她能把這些事情消化掉,久到她能想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接受一個“從來就不是什麼好人”的人,久到她能確定自己不是“其中一個”。
在那之前,她不能見他。
不是不想見,是不能見。
因為見了就會心軟,心軟就會靠近,靠近就會越陷越深,越深就越難抽身——就像在茶水間聽到的那些話一樣。她怕自己走到那一步,怕自己成為孫浩表妹那樣的人——以為自己是特別的,結果只是其中一個,被玩了幾個月就扔了,哭了大半年都沒緩過來。她不想變成那樣。不是因為丟人,是因為她知道自己承受不住。
下午四點,安以舒的手機響了。
她拿起來一看,是一個陌生的號碼。京市的號碼,她不認識,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
“喂?”
“是我。”沈硯京的聲音從聽筒裡傳出來,低沉而清晰,像是就在她耳邊說話。
安以舒握著手機的手微微緊了一下。她把手機換到另一隻耳朵,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樣,發不出聲音。
“今天還要掛水,”沈硯京說,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件已經安排好了的事情,“我六點來接你。”
不是“我來接你好不好”,不是“你方便嗎”,不是任何徵求她意見的句式,就是“我六點來接你”。那種篤定的。不容置疑的。理所當然的語氣,讓安以舒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安排好了行程的病人,而他是那個負責把她送到醫院的人。
她應該拒絕的。她應該說不用的。我自己去就行。你不用來了。這些話在她嘴邊轉了一圈,但她沒有說出來。因為她的身體比她的嘴巴誠實——她現在的狀態,一個人走到小區門口都費勁,更別說一個人打車。一個人掛號。一個人坐在輸液室裡掛兩個小時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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