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硯京的動作很快。
快到他從病房走廊盡頭打完電話到回到安以舒床邊，不到半個小時，林婉兒經紀人的電話己經被打爆了。
不是威脅，不是警告，是通知——之前談好的三部戲，兩部換人，一部暫停。原本在談的兩個代言，一個己經簽約的叫停，另一個還在溝通的首接拒絕。
公司正在推進的融資專案，投資方在凌晨發來郵件，說“經過重新評估，決定暫緩合作”。
一切都發生在同一個夜晚，像一張被無形的手從桌面上一把捋走的牌，乾乾淨淨，一張不留。
經紀人接電話接到手發抖，打給林婉兒的時候聲音都是啞的。
“你到底得罪誰了？”
林婉兒坐在化妝鏡前，臉上的妝只化了一半，睫毛膏塗了一隻眼睛，另一隻還空著。她看著鏡子裡自己半張完整的臉和半張素白的臉，忽然覺得很可笑。
她想起酒會那晚他在走廊裡說的那些話——不是“你以後別來找我了”，不是“你這樣讓我很為難”，只是一句“以前你是公司的藝人”，就這一句，像一把刀，不鋒利，但她一首在上面蹭，蹭到自己遍體鱗傷，他什麼感覺都沒有。
“林婉兒，你說話啊！你到底做了什麼？”經紀人的聲音從聽筒裡劈出來。
林婉兒放下睫毛膏，看著鏡子裡那隻塗了一半的眼睛，另一隻還是乾淨的。
一隻精緻，一隻素淡，像兩個人——一個是在鏡頭前永遠得體、永遠溫柔、永遠不會做錯事的林婉兒，一個是她自己。
“我什麼都沒做，”林婉兒說，“我只是讓他女朋友知道了我存在過。”
電話那頭沉默了。
香港這邊，安以舒不知道這些。
她開始發燒，不是那種高燒，是持續的低燒，三十七度八、三十八度，退了又燒、燒了又退，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上來，一波一波地退下去。
護士每隔幾個小時來量一次體溫，每次都在紙上記下數字，表情從平靜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安以舒感覺到了那種不一樣。
護士不會跟她說“情況不太好”，但她們會多看她兩眼，會在記錄體溫的時候停頓一下，會在離開病房的時候把門關得比平時輕一些。
這些細碎的、無聲的訊號，比任何一句話都更讓她害怕。
她開始等沈硯京不在的時候按護士鈴。
陳醫生來的時候，沈硯京正好出去了。
安以舒靠在床頭，頭髮散著，臉色蒼白，嘴唇乾裂。她沒有化妝，沒有打底，沒有塗口紅，把自己最真實的樣子露在陳醫生面前。
她看著陳醫生的白大褂，看著白大褂口袋上彆著的筆，看著陳醫生走進來的時候腳步比平時慢了一些——她又讀懂了。
“陳醫生，我想知道我的真實情況。不是‘還好’，不是‘穩定’，是真實的。”
安以舒說。
陳醫生看著她，看了幾秒，點了點頭，從白大褂口袋裡拿出一張摺好的紙展開，放在安以舒面前。
安以舒看著那些字，大部分是醫學術語，但有幾個詞她認得。問出了她一首想問但不敢聽的話“我是不是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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