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發言的是支援一審判決、主張維持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認定的法官：“我方認為，一審判決合法合理，應當予以維持。第一，李某屬於法定的間歇性精神病人，精神疾病是客觀存在的生理缺陷，即便在緩解期作案，長期患病也會潛移默化地削弱其情緒管控、行為判斷能力，天然存在責任能力瑕疵。
第二，案發後李某立刻發病，也能側面印證其精神狀態極不穩定。綜合法律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存在精神障礙基礎，認定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依法從輕處罰，符合司法人道主義精神，死緩的量刑並無不當。”
他的話音剛落，持抗訴意見的二審法官立刻起身反駁，言辭犀利，首擊要害：
“我堅決反對這個觀點！《刑法》對於間歇性精神病人的裁判紅線，寫得明明白白：精神正常期間犯罪，等同於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必須全額追責。這是硬性規定，沒有模糊空間。
我們梳理全案細節就能發現，李某不是在精神恍惚、不受控制的狀態下作案，而是刻意挑選清醒時段、刻意規避發病期實施殺人行為。長達數日的謀劃、蹲守、選擇作案時機，每一個動作都證明，他案發全程頭腦清醒，清楚持刀殺人是違法行為，清楚殺人會剝奪他人生命，清楚自己要承擔法律後果。
他的精神疾病，在本次犯罪行為中，沒有對他的辨認能力、控制能力產生任何削弱。既往病史，不能成為清醒狀態下蓄意殺人的擋箭牌！一審法院僅僅因為他有精神病病史就盲目從寬，是機械套用條文，忽視了案件的核心事實。
弱勢群體值得體恤，但體恤絕對不等於縱容犯罪。如果間歇性精神病人只要有病史，哪怕清醒作案也能從輕處罰，那麼今後所有此類病患，都會效仿李某的作案模式：挑清醒的時候犯罪，案發之後裝瘋脫罪。
那麼司法裁判的統一尺度將徹底崩塌，受害者的權益誰來保障？因此我方主張，撤銷一審判決，認定李某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依法改判。”
兩方觀點針鋒相對，辯論進入白熱化。
“精神疾病是終身性疾病，即便緩解期，患者的思維模式也異於常人，不能用普通人的標準苛求！”
“思維模式有異，不代表故意殺人可以免責！法律保護精神病人，但是絕不保護利用精神病史作惡的人！”
……
爭論持續了十幾分鍾，雙方依舊各執一詞，誰也不妥協。
這時，庭長看向後排實習區的奚晚，問道：“奚助理，你來談談你的看法。年輕人視角，或許能給我們新的思路。”
奚晚參加《全民說法》欄目，這位庭長也有關注。
突然被點名，全場目光都朝奚晚看過去。
奚晚沒想到這位庭長會突然點自己的名，畢竟若沒記錯，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但她己經習慣蒼敘白在研討會上突然叫自己起來發表意見，因此她除了一開始有點意外，卻也不慌亂。
她定了定神，起身微微躬身，回想書本的理論和剛剛講的案件，開始闡述自己觀點：
“各位前輩，結合刑法理論和本案事實，我談兩點看法。
第一，區分‘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核心前提：行為人必須是因為精神疾病，首接導致辨認、控制能力減弱。本案中，李某利用清醒狀態精準作案，疾病並沒有干擾他的犯罪決策、行動實施，因此從行為本質上來說，他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基礎。
第二，從司法指引的角度來看，若對刻意擇機作案的間歇性精神病人大幅從寬，會形成惡劣的示範效應。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無視客觀事實：李某確有十年精神分裂症病史，屬於長期精神障礙患者，和天生心智健全、主觀惡性極大的預謀殺人犯，存在本質區別。
綜合平衡法理與人情，我的意見是：認可其作案時精神基本正常，具備完全追責基礎；保留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但大幅壓縮從寬處罰的幅度。既不縱容犯罪，也兼顧精神疾病患者的客觀狀況。”
奚晚的發言兼顧法理、實務與人情，既沒有偏激地要求從重處罰，也沒有一味遷就病史，讓在場的法官們紛紛點頭讚許。
秦昭玥兩眼冒星，怎麼同樣都在學習，奚晚可以學得這麼紮實，她怎麼就沒想到區分‘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核心前提呢？
秦昭玥在一旁低聲感慨：“原來裁判不是非黑即白，還要權衡這麼多因素，今天真是長見識了。”
奚晚看了她一眼，壓低聲音，“法律從來就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判斷題，而是一杆需要反覆掂量的天平。一邊是絕不退讓的法理底線，一邊是不容漠視的客觀實情，偏了哪一端，都算不得真正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