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胡老闆小傳（下）
印刷廠做到最紅火的時候，錢像水一樣流進來。三臺機器輪軸轉，老張帶著徒弟排版，大劉帶著人開機，我白天跑運輸送貨，晚上回來算賬。桂芳坐在客廳的飯桌上，攤著賬本，一筆一筆地記，支出多少，收入多少，誰的貨款還沒結，誰的尾款該催了。
她記完一本又換一本，新賬本用線裝訂的，封皮上寫著日期和編號，擺在書櫃裡排成一排，一摞一摞的，整整齊齊。她管賬管得細，細到每一筆紙錢、每一桶油墨、每一頓給工人加的夜宵，都在本子上寫得清清楚楚。
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她為什麼這麼較真，後來才懂——她早就看出來那些書沒有一本是有正規批號的，印得越多，賬本越厚，欠的賬也越大。
陳狗兒看出來了。有一天傍晚他來找我，蹲在印刷廠門口抽菸，抽完一根才開口。他說：“胡叔，這行最多還有兩三年好做。國家很快就要打擊盜版印刷了。你現在印的這些書，沒有書號，沒有批文，全是走在灰色地帶上的。”
”現在沒人管你，是因為市場剛放開，還沒騰出手來。等他們騰出手來了，第一個打的就是你。”他說話的時候沒看我，看著遠處，目光平首的，沒什麼起伏，像是在說一件己經註定的事。我抽了半包煙，想反駁他，找不出話。
那天晚上我回到新搬的樓房裡，坐在客廳沙發上把陳狗兒的話說給桂芳聽。她正在廚房裡擦灶臺，煤氣灶上的油漬被她一點一點擦乾淨，水槽邊的水漬也用抹布抹乾。
她聽完了也沒停手，把抹布疊好搭在水龍頭上，解下圍裙掛好，轉過身來說：“他說的對。那些書印得再多，也見不得光。我管賬我最清楚，看著錢進來，心裡不踏實。”她頓了一下，又說：“咱們得轉行。趁現在手裡有錢，能轉得動。”
”你聽他的，把印刷廠剩下的機器留給我，我來幹。印名片、印選單、印宣傳單，那些活兒不用批號，不用走灰色路子，正正經經能接。你去做他說的那些正經生意——囤房、開廠、做實業。”
第二天我又去找陳狗兒。他說：“上海的石庫門、北京的西合院，趁著現在還沒人搶，能買多少買多少。再把錢投到塑膠廠和羊毛衫廠去，那些是正經生意，有執照、有發票、有廠房、有機器，誰也查不了。收手要趁早，晚了就來不及了。”
他又說：“印刷廠那攤子，別全收了。讓桂芳接過去，做正規的圖文廣告，印名片、選單、宣傳單，那些活兒不犯法，天天有人印，比印書穩當。”我坐在印刷廠門口想了一夜，看著那三臺還在轉的機器，想著桂芳那句話——“看著錢進來，心裡不踏實。”天亮的時候我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知道該轉了。
接下來那一年，我跑了兩趟上海，三趟北京。上海六套石庫門，北京六套西合院，都是我和陳狗兒一人一半。塑膠廠和羊毛衫廠也開了起來。振華商行在寧波市區租了西層樓，樓下商場，樓上是辦公室，每一樣都有執照、有公章、有稅務登記證，每一樣都能光明正大地做下去。
印刷廠那攤子，我轉到了桂芳名下。她把老張退休前留下的那套排版工具和一部分鉛字留了下來，又添了兩臺新的速印機和一臺寫真機，把門前的招牌換成了“桂芳圖文廣告”。
她不搞設計，不搞創意，只印最基礎的廣告物料——名片、選單、宣傳單。客戶從鎮上的小理髮店、小飯館，做到寧波市區那些寫字樓裡的公司。她管賬管得好，管生意也一樣好。她把印刷廠變成了一間可以在太陽底下開門的店，每一張印出來的紙都有抬頭、有電話、有地址，每一筆賬都清清楚楚。
可是日子過好了，我和桂芳之間反倒遠了。那些年我天天在外面跑，應酬多，回家晚，身上永遠一股菸酒味。桂芳還是那個桂芳，早起在廚房煮粥，陽臺上晾著她洗的衣服。
有一回我請客戶來家裡吃飯，她從下午就開始忙，做了半桌子菜，還穿著那件藍布褂子，說話也插不上嘴。客戶走了以後我跟她說：“以後不用親自下廚了，咱們去飯店吃。”她說飯店貴，自己做的乾淨。我說我又不是吃不起。她沒吭聲，轉身去廚房洗碗，水龍頭嘩嘩響了大半夜。
那些年我在外頭跑生意，漸漸有了不該有的關係。最早是廠裡的一個女會計，後來是一個飯局上認識的女人，再後來自己也記不清了。那些事我藏得不算好，桂芳遲早要知道。
她沒有當場吵，沒有砸東西，沒有在孩子面前說一句我的不是。她只是開始不說話，吃飯的時候不說話，洗碗的時候不說話，我回來晚了客廳燈亮著，她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也沒換臺，就那麼坐著。
有一回我回來的時候她關了電視站起來，說了一句：“胡永昌，你外面有人了是不是？”我說沒有。她沒追問，轉身回臥室了。後來軍兒跟我說，有一回他半夜起來喝水，看見他媽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手裡攥著那塊紅布。
那是她娘給的嫁妝，壓在枕頭底下鎮宅的，她攥著，攥了很久，又疊好放回抽屜裡。第二天她開口了，語氣很平：“咱們離吧。”
1990年我們離的婚。沒有吵架，沒有爭執。她收拾東西的時候我坐在客廳裡，她提著一箇舊藤條箱走到門口，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跟當年在飯館裡給我端面的時候一模一樣，嘴角微微翹了一下，然後轉身走了。
她沒有走遠，在鎮上租了一間房住下，離我家走路十幾分鍾。軍兒跟著我住，燕兒跟著她住。離婚以後我和桂芳反倒不那麼擰了。我每個月給她送錢，她從來不推，收了，說給燕兒攢著。
逢年過節她還包餃子，讓燕兒送過來給我嘗。有一回我感冒發燒，她燉了一鍋雞湯讓軍兒端過來，軍兒說：“媽燉的，讓你趁熱喝。”我喝完了，把保溫桶洗乾淨讓軍兒帶回去，沒說什麼。
離婚證辦下來了，但日子還是在一起過。桂芳還留著我家的鑰匙，每天早上還來煮粥，我回來晚了廚房裡還溫著飯。有時候是下雨天，有時候是軍兒生病她守著，有時候什麼理由都沒有，就是天太晚了，她說懶得走。
她說“懶得走”的時候坐在客廳沙發上擦杯子，把玻璃杯一個一個擦乾淨碼進櫃子裡，擦完了也不說走。那晚她就沒走，洗完澡穿著我的舊棉T恤坐在床邊擦頭髮。第二天早上她照常煮粥，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後來這就成了習慣，隔三差五她就住一晚。她鎮上那間屋子空著，鑰匙還在她手裡，但她的衣裳開始一件一件出現在我衣櫃裡——先是件外套掛在門後，後來是兩件換洗的褂子疊在床頭，再後來連她那雙布鞋也擺在了鞋架上。她的人搬出去了，東西又一樣一樣搬了回來。
過了兩年我認識了阿芬，溫州人，在寧波商場做售貨員，比我小十一歲。阿芬進門的時候，桂芳己經在那間廚房裡站了十幾年了。兩個人頭一回碰面，桂芳正在廚房切菜，阿芬站在門口，手裡拎著一兜橘子。
桂芳回頭看了她一眼，說：“來了？坐吧。飯馬上好。”阿芬也沒客氣，放下橘子，去廚房幫忙剝蒜。兩個人站在廚房裡，一個切菜一個剝蒜，誰也沒多說。那天晚上三個人坐在一張桌上吃飯，軍兒和燕兒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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